甲午惨败，割地赔款，国人顿感屈辱与震惊。清廷更是憋屈，洋务运动辛辛苦苦三十年，结果一夜回到解放前。慈禧也很难受，本来六十大寿很风光，结果一下全泡汤。光绪则难掩悲伤，卖国的马关条约不签又不行，结果永远背骂名。李鸿章深感痛心，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舰队金不换，结果被打稀巴烂。老百姓则异常震惊，堂堂东方天朝上国很潇洒，结果竟然被小日本拉下马。
不管怎么说，甲午战争还是打败了，既然战败，那就要好好反思一番。大清政府也是很不好意思，毕竟丧事不能办成喜事，无论怎么挖空心思，表彰会是没法开的。于是，大清各方开始反思这场战争的失败之处，不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决要红红脸、出出汗、揭揭短、亮亮丑。帝党批评李鸿章、大臣批评慈禧、李鸿章批评丁汝昌……一场舌尖上的批评风靡大清。
如果大清是个集团公司，那么慈禧就是董事长，光绪就相当于总经理，而李鸿章则是常务副总经理，是真正干活的第一责任人。做多错多，围绕李鸿章的批评则甚是猛烈。六品小官翰林院修撰张謇比较温和，指责李“战不备”，即准备不足。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则批评李“本心无战志”。给事中余联沅则斥责李一心主和，打击主战者，损伤国威、懈怠军心。
其实，批评李鸿章的过错无非是三方面。一是一心主和，斗志不强；二是袒护属下、用人失察。三是贻误战机、故意拖延。丰岛海战，“高升号”被击沉，各高官大臣便纷纷上奏，弹劾李鸿章袒护丁汝昌，要求治罪丁汝昌，甚至有人要求杀一儆百。此时，光绪也坐不住了，开始迁怒李：我们还能不能一起玩耍了？
1894年9月，平壤，清军抗日援朝大败。李鸿藻指责李鸿章是“有心贻误”，帝师翁同龢也抨击李“事事落后，不得谓非贻误”，属故意拖延而错过战机。福建道监察御史安维峻更是敢于直言，直斥李“闻败则喜、闻胜则怒”，是一个典型的胆小鬼，犯有丧权辱国的罪行。
帝党成员不断上书，要求李鸿章承担战败责任，并改组军事领导机构，削夺李的指挥权力。给事中洪良品上奏，要求朝廷增派一名军事将领，以制衡李鸿章。光绪一看没办法，总要平息一下大家的怒火，下旨“著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其实，在李鸿章看来，这些人都是没事嚼舌头，但看在皇帝的面子上，也只能忍了。毕竟，他也知道，自己是常务副总，副总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李鸿章也进行了自我批评。他在天津与翁同龢会面时也承认，确实是自己行动迟缓耽误了战机。再后来，李又说“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他还顺便为自己辩解了一番，李鸿章自比“裱糊匠”，认为大清就是一个破房子，而裱糊匠只能修修补补而已。
李鸿章挨批，心里也郁闷，有时就拿下属撒气，海军提督丁汝昌就没少挨他的批评。在牙山，李鸿章派丁去巡护以保障运兵船的安全，并叮嘱其不要首先动用武力。谁知，丁回电说，必须痛击小日本的嚣张气焰，一定要首先动用武力。这明显是不听话啊，李鸿章大怒。不仅如此，而且李鸿章发现，丁汝昌居然连牙山的地理位置都搞错了，痛斥其“汝地图未看明”就胡说八道。
这样批评还是轻的，毕竟李鸿章是丁汝昌的上司。但其他人指责丁汝昌就没那么客气了。安维峻痛斥丁只是一个农民，根本不懂海军治理，只知道吃喝嫖赌。不仅与同事关系不睦，对士兵也毫不关心，且管理松懈，对军舰更疏于维护与保养，甚至弄虚作假应付检查。光绪也为此痛责恭亲王奕?，还摔碎了茶碗。对于这种批评，丁没作声。但“定远”舰的大副沈寿替丁汝昌做了自我批评，他承认，战术水平不行。他说，日方军舰鱼贯而来，北洋海军打算用雁行阵迎击，但不知怎的，反遭对方围击。严复也主动“供述”，海军将领在英国留学期间，基本都是不学无术。“一分钟筑垒比赛，惟中国学生工程最少，且精力已衰竭极矣”。
慈禧身边的亲信也同样挨批，军机大臣兵部尚书孙毓文、吏部左侍郎徐用仪都是主和派，他们都成了帝党的靶子。安维峻痛斥孙、徐二人营私舞弊。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志锐弹劾二人，说他们串通一气，拿国家前途做赌注，破坏光绪皇帝的抗战方针。国子监司业瑞洵批评他们不顾祖宗基业、不顾国家根本、不顾民生民膏，只求苟安，必将子孙埋下祸患。
朝鲜失守、辽东危机。孙、徐求和，主张赔款。主战大臣强烈反对，纷纷大骂二位为“奸邪、内奸”。御史王鹏严厉其斥责卖国行为，称朝鲜为大清二百年基业，如此丢弃，是何居心？不部署旅顺保战，是何居心？一心求和是何居心？
吏部尚书徐桐、江南道御史钟德祥批评孙、徐“通夷纵敌，私己害公”，私下与各外国大使串通，一味乞和，实在是丢人，只有罢免二人方能平定倭寇。各大臣的意见很简单，就是要铲除“清奸”，警告徐、孙，离开祖国你什么都不是。
其实，大臣们批评慈禧的亲信，有一部分是针对慈禧的。有人对慈禧敢怒不敢言，毕竟慈禧是老大。本来慈禧要过六十大寿的，但有人建议停建颐和园，以支援军队建设。慈禧就开始威胁“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光绪皇帝也只能隐忍不发。但老女人的淫威还是没能吓倒仗义执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