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朝坊间流传一个段子：某村在清朝和民国的时候，村里说话最有人听的是那个最有文化的人；建国以后，有威信的就不只是最有文化的人了，还多了个村支书；到了改革开放之后，说话说得响的人变成了村支书以及村里最有钱的老板，而最有文化的人倒是“门庭冷落车马稀”了。这不免会令人感叹社会的直线“堕落”：一个尚“德”的社会，在百年中逐渐成为一个尚“金”、尚“权”的社会。不管闻者对这个段子如何反应，它所反映的却是一个近代以来在东西方许多国家都发生了的历史进程，美国也不例外。
18世纪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相比于欧洲大陆来说要平等得多， 但英国的贵族文化在这里仍然有极深的影响。在殖民地，经济精英，政治精华与文化精英三种身份复合在同一群人身上，他们被称为“绅士”(gentry)。他们遵循英国贵族的生活理想，模仿其礼俗与教育方式，甚至想方设法将自己的血缘谱系追溯到英国的某个土地贵族。当时在北美流传着许多贵族生活方式的手册，其中较早的一本是1662年一位叫托马斯?皮查姆 (Thomas Peacham)的英国绅士写的《资深绅士》(The Compleat Gentleman)。这本书不仅教导贵族礼节，更重要的是，它突出了关于义务与激情控制的道德教导。皮查姆理想中的绅士是文艺复兴风格的全面发展的人：他以体育锻炼自己的身体，准备服役军中；他通过循序渐进的学习以及广泛的交游来发展自己的智识。绅士要掌握拉丁语法，会用优雅的英文写作，如果他自己不从事音乐与艺术的话，他至少要懂得欣赏。可以想见，殖民地的文化精英们就是在这样的教养环境中成长起来，那些书籍在他们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乔治?华盛顿在他15岁的时候就给自己编辑了110条行为规范，从“不向火里吐痰”这样具体训诫的到“努力劳作以在你的胸中保持那被称为良知的天火的闪耀”这样的高尚教导一应俱全，其中很多规范就源自那些教养书籍。美国的国父们都是殖民地的绅士，美国立宪的辩论过程，以及最终产生的宪法文本都足以体现他们的深厚学养与作为绅士的一般政治态度——没有对于罗马史的熟悉，他们不可能凭空制定出一部如此精巧的宪法；同时，作为绅士，他们也不可能喜欢雅典式的直接民主。在立宪过程中，无论联邦党人还是反联邦党人都强调，他们要的不是一个民主政体(democracy)，而是一个“共和国”(republic) —— 在古典语境中，这意味着混合政体。
绅士们有自己的职业，有的是政治家，有的是律师，有的是商人，有的是种植园主。但对他们来说，那些职业都只是功能性的。他们更看重的是自己作为绅士的文化精英身份。 他们认为自己代表了普遍的人的理想，因此值得下层阶级的效仿。正如上文提到，在殖民地， 文化精英与政治经济精英是复合的。在美国建国后不久，随着向西垦殖的逐渐进行，新的经济精英不断崛起，这使得文化精英与经济精英之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断裂。但是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文化精英仍然掌握着强劲的话语权。新发财的资本家与种植园主想要获得人的普遍尊敬，仍然需要根据文化精英的规范来重塑自己，洗刷掉自己身上的“庸俗”气息。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绅士的理想也在缓慢地“本土化”。在向西的垦殖过程中，一种与城市生活方式非常不同的边疆与乡野生活方式在形成，相应产生了“自然绅士”(natural gentry)的文化理想。之所以要用“自然”这个词，那正是要与“世袭”的、城市的绅士相区别。“自然绅士”在传统绅士的修养之外，还加上了“自由”与“独立”这样的从他们的生活环境中生长出来的品质。我国人民耳熟能详的《瓦尔登湖》作者梭罗，就称得上是一位“自然绅士”伦理的实践者(值得一提的是，这位作家受到宋明理学较深的影响)。
这种“尊德性而道问学”的局面在美国内战之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美国内战统一了美国国内市场，给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扫清了政治障碍。“西进运动”使得中下层阶级获得了新的暴富机会。社会的财富分配进一步平均化。如今殖民地时代留下来的世袭绅士的财富跟一个向西垦殖的小农的财富相比，不见得会多出多少。随着社会流动变得非常剧烈，传统文化精英们的生活方式也逐渐失去了光彩。而且，资本主义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科技与社会分工的发展，掌握技术与专业知识对于获得财富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试图改变自己经济地位的大众制造出强大压力，要求学校教育提供更多的技术与专业知识训练，而这必然冲击殖民地时代文化精英们设置的教育方案。在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一场“古今之争” 在高教领域上演了。
在“古今之争”发生以前，美国大学的教育理想是培养有教养的绅士。学生在入学的时候，要考希腊语和拉丁语——这使得大学以前的教育不得不花费很多时候在这两门语言上。在进大学之后，学生仍然要继续学习这两门语言，阅读大量希腊罗马经典。当时耶鲁大学的主要课程是希腊语，拉丁语，数学与修辞学，历史，社会科学，物理学，法语或德语次之，逻辑学，天文学，心理学，地理与法律等科目只开一个学期。教育突出对古典文本的尊崇，而这些经典一般都假定人性始终如一，人类经验亦不停重复自身。这在受到历史进步观感染的批评者看来，简直让人难以忍受。争论的焦点最后落在希腊语的存废上。反对者认为，花费这么长时间学习这门已经死掉的语言毫无意义，这同时也妨碍了学生学习科技与专业知识；希腊语的捍卫者们认为，学习这门古典语言能够锻炼记忆力，培养无与伦比的自律与判断力。美国历史学家斯多?珀森斯(stow Persons)将这场争论称为“科学对希腊语”，可谓形象至极。但德性论者敌不过功利主义者，这场争论以希腊语的败落而结束。从此，在美国高等教育中，培养科学家的目标取代了培养绅士的目标。随着大学的大众化，传统文化精英对于社会文化的影响力日益式微。
二十世纪，美国社会进一步平等化，相应兴起的是一种全新的消费者文化。在19世纪，发财之后要做的事情是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文化水平与艺术品位，而在二十世纪的消费主义影响下，发财之后的事情则成了追赶时尚，满足各种新奇的欲望。随着消费主义——很大程度上是资本家所生产出来的文化——横扫全社会，传统文化精英的文化理想进一步在普通老百姓的视野中远去。在一个多世纪里，美国政治也大大民主化了，而为了赢得选票， 政客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拼命取悦选民，这导致政治也被消费主义深深感染。美国人对于这种“政治消费主义”的感觉可能不强，但让一个欧洲人来看，就一目了然。2004年总统大选的两位候选人中，克里无疑让欧洲人感觉更有教养，更有绅士风度；而布什则又粗野又鲁莽。但是更多美国人喜欢布什。为什么？风度翩翩的克里让他们产生距离感，而布什，却像一个能够坐下来一起喝啤酒的哥们。十九世纪式的绅士零散地散布在大学教师，专业人士与一些保持历史连续性的大家庭之中，但已经不再成什么气候。
笔者正在美国一所公立大学参与“通识教育”，教学生读古典文本。在课堂上，我的感觉始终是复杂的。学生的心不在焉与极其粗糙的学习质量，让人忍不住怀念他们的十九世纪。但另一方面，我也非常清楚，如果没有美国社会的民主化，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青年有机会坐在这个课堂里接受古典教育。而且中西社会曾经呈现出来的对文化精英的推崇，也可能只是一种表象，根本上还是因为这些文化精英同时是政治精英或经济精英。中国曾经有的对读书人的尊敬，从根本上离不开科举制度对政治与社会身份的分配。在没有科举制传统的西方，成为文化精英更离不开已有的政治精英或经济精英地位。而普通人对文化的尊敬，或许从实质上是对权力的尊敬。 至于学识本身，霍布斯在《利维坦》里说得最为中肯：
学识是一种微小的权势，因为它在任何人身上都不是很显著，因而也不易被人公认；而且除开在少数人身上以外，连小权势都不是，在这些人身上也只限于少数事物。因为学问的本质规定它除开造诣很深的人以外就很少有人能知道它。
这大概就是对当今不具备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地位的大学教书匠们最准确的定位吧。 有自知之明，才能心宽体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