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后，日军在威海遣返被俘清军
120年前发生的甲午战争，是新兴的日本同腐朽衰败的清末中国的一场决定两国命运之搏。此前被“天朝”视为“蕞尔小邦”的原中华文明的师从者，竟然把文化母国打得一败涂地，这不仅改变了中日两国的发展轨迹，也深刻地影响了此后双方往来的相互观感。
回顾甲午战争，应力戒狭隘单向的思维方式和简单的悲情意识，而将其放在中国和日本近现代历史的进程中来审视。甲午战后，中国以日本为自身崛起的坐标，激发起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大潮，在抗战和经济竞赛中实现战胜和超越，并一直影响到今天的中日关系。
日本对华仰视到俯视——荣辱靠实力
中国自汉代起同日本接触，至唐代以后日本才对华形成了密切往来。从那时起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人对华态度转变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唐朝至宋朝是“仰视”，日本学习中国文化走出蒙昧落后时代；从元代到甲午战争前是“平视”，日本借台风即所谓“神风”击败了忽必烈的舰队，不过明朝军队又在朝鲜打败日军使其收敛了野心和傲气；从甲午战争后到抗战结束是“俯视”，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将清朝统治的中国打得一败涂地，傲慢一发不可收拾。
值得人们注意的是，中日两国最早的密切交往，是靠中国对日军事胜利得以建立的。公元633年，日本出动舟师数百，进攻朝鲜半岛白江口，唐朝军队与之交锋大败之。这一仗使日本看清了自己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的落后。日本从此心悦诚服地向唐朝全面学习。7世纪至8世纪，日本大量派出遣唐使、留学生和留学僧赴大陆，学习制造工艺、建筑美术、典章制度等等。日本在唐代对中国的尊重，反映出这个民族善于学习的优长，同时也显露了其崇拜强权的特性。
中国的宋朝被元朝灭亡后，日本一批人便认为神州的文化精粹只保留在自己国内。16世纪，日本人购买和仿制西洋火枪，对中国又拥有了火器优势。当时日本流浪武士组成的武装团体即明朝人所称的“倭寇”窜扰中国东南沿海，为祸百年，使中原王朝首次有了海防危机。
明末的中国虽已衰败，在1592年至1599年还能派出10万大军跨过鸭绿江，联合朝鲜取得抗倭援朝的胜利。这一胜利遏制了日本的侵华野心，赢得中国东邻半岛近300年的稳定。
17世纪至19世纪中期，幕府时期的日本因感受到外来威胁实行锁国，却不禁止西洋武器输入和讲西方科学技术的“兰学”(当时日本通过荷兰学习西方，把西方科学技术统称为兰学——本报注)，开放程度大大高于闭目塞听的清王朝。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实行西化增强了经济军事科技实力，“征韩”、“征清”便被迅速付诸实施，1894年即甲午年间中国所遭遇的那场战祸已势不可免。
“脱亚入欧”与“中体西用”——变革须彻底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日本在此后的十几年里也面临着同样命运的威胁。令人叹息的是，日本是以牺牲中国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1853年7月，刚刚跻身强国之列的美国派出四艘全副武装的黑色军舰，闯入日本港口。此时的日本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看到抵抗必败，便于1854年同美国签订了《神奈川条约》。接着，俄国、英国也接踵而来，日本又相继与它们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丧失了关税自主权，开放横滨等港口让西方开租界(“居留地”)并给予领事裁判权。
面对西方入侵，日本采取了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办法，那便是挤进西方的行列，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所走的正是这样一条道路。如今还印在1万日元钞票上的人头像，便是被称为“近代东洋启蒙之父”的福泽谕吉。明治维新之前，福泽谕吉访问了美国，回国后便大力宣传“脱亚入欧”，积极主张日本应该放弃过去学习的中华文明和儒教精神，吸收西洋文明优胜劣汰的思想，加入西方行列而与东亚邻国绝交。
日本开始明治维新时，中国也搞了洋务运动，却因指导思想不同出现了巨大的差异。日本虽保留天皇制和封建武士的传统，却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体制上全面学习西方，而清王朝在“中体西用”的口号下只引进了一些西方“器物”，而拒不做体制改革。
一个国家的社会变革，必须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全面配套实施才能成功。日本明治维新提出的三个口号是“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清王朝却只提“富国强兵”，又甚不得力。在甲午战争之前，日本青壮年男性已基本完成了扫盲，几乎全部男童和半数女童也已接受义务教育，而中国占人口总数九成的下层民众包括兵卒大多目不识丁。一个有文化的国家和军队同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和军队较量，其结果在战前便已注定。
日本的近代化是“武士的近代化”。图为1862年的福泽谕吉。他在明治维新后大力提倡向西方学习，被称为“近代东洋启蒙之父”。自1984年起，他的肖像被印在了日本面额最大的纸币(1万日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