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提起汉朝与匈奴的“汉匈和亲”，我们首先会想到一个人——王昭君。
汉元帝竟宁元年（前33年），王昭君当作大汉天子的干闺女远嫁匈奴，被匈奴单于封为“宁胡阏氏”（阏氏，音焉支，意思是“王后”），象征她将给匈奴带来和平、安宁和兴旺。
图 | 王昭君画像
从此，昭君出塞的故事和她那一首《怨词》，在民间被传颂了两千年。
秋木萋萋，其叶萎黄，有鸟处山，集于苞桑。
养育毛羽，形容生光，既得行云，上游曲房。
离宫绝旷，身体摧藏，志念没沉，不得颉颃。
虽得委禽，心有徊惶，我独伊何，来往变常。
翩翩之燕，远集西羌，高山峨峨，河水泱泱。
父兮母兮，进阻且长，呜呼哀哉！忧心恻伤。
——王昭君《怨词》
本来，汉朝古代上当作政治筹码而嫁给匈奴单于的公主，又何止王昭君一个人？数不清的真公主、假公主，因为这“汉匈和亲”的政策，而坠入胡尘。
“汉匈和亲”政策的由来
汉朝自立国以来，最大的敌人便是北方的匈奴。高祖汉高祖刘邦建国初期，大汉还处于穷困潦倒、百废待新的阶段。面对匈奴不断南下“打谷草”，汉高祖汉高祖刘邦忍无可忍，最开始采取的是以蛮制蛮的策略，想以武力解决边疆问题。
公元前200年秋，平城之战爆发（平城在今山西省大同附近）。汉高祖刘邦的北上大军先后击败韩王信和匈奴左右贤王的几支人马，汉高祖刘邦率领先头骑兵部队进入平城。也许是因为初战告捷，汉高祖刘邦显得有些麻痹大意，不等大批步兵赶到平城，他就马不停蹄地率领骑兵向北追击。结果迎头遇到了冒顿率领的匈奴主力大军，被团团包围在白登山上。汉高祖刘邦被困在山上七天七夜，最终才惊险脱身。
“汉匈和亲”是汉初高祖汉高祖刘邦经历“白登之围”后，认识到大汉的实力不如匈奴，痛定思痛，采取的一套怀柔之术。就是通过送公主和亲和财物利诱，满足匈奴的欲壑，实现了和平共处的一项外交政策。
“汉匈和亲”执行的效果怎样？
汉朝采取的这种“给人给物”的外交策略，是慑于匈奴骑兵强大实力的理性选择。刚刚结束了秦末的大乱，汉朝初年的国力，还无法与统一草原的匈奴抗衡。而匈奴在冒顿单于时期实力极强，他趁秦末中原大乱，先后击东胡，逐月氏，其统治区域东起辽河流域，西到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一带），北抵贝加尔湖，南接长城与汉朝分庭抗礼。
图 | 公元前200年西汉与匈奴疆域图
从此，汉高祖开始的和亲献贡政策，成了汉朝初期的惯例。每当在汉朝和匈奴出现统治者变更的时候，就会有一位汉朝公主被送到匈奴和亲，以确保两个大国之间的盟约继续有效。在汉惠帝继位不久，第二个和亲公主就在公元前192年送到冒顿那里，汉文帝和汉景帝也都延续了这一政策。
对于“汉匈和亲”的政策，大汉朝一直认真地执行，但是，实际的效果是怎样呢？
汉朝将公主以及大量的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往匈奴的龙庭（匈奴单于所在地），以为能够换来边境的和平。但是，大汉的北部边境，依然时不时地受到匈奴的人南下“打谷草”的骚扰。
大把的钱花出去了，却买不来和平。这让汉朝统治者出奇的愤怒，认为野蛮的匈奴人未开化，背信弃义，而且贪得无厌。
当然，这些评价都是站在汉朝的视角。如果站在匈奴单于的视角看，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汉匈和亲”失效的问题真的是匈奴人贪得无厌这样吗？
面对“汉匈和亲”失效的问题，匈奴单于本来是有“难言之隐”
我们与其去指责匈奴单于和其部下的人品、道德，不如深入地了解一下匈奴这个草原帝国的国情。弄明白草原帝国的统治逻辑，我们就能够找出和亲失效的真相了。
匈奴人所管辖的土地是一片地广人稀的草原，由于草原的气候真相，并不适合像汉朝那样，发展以耕种为主的农业生产。草原的优点就是草多，所以适合发展以游牧为主的畜牧业。
畜牧业重要是放养马、牛、羊等牲畜，但是牲畜太能吃草了，一片草场无法供给牲畜所需要的草料，吃光后就必须去寻找新的草场。这样有规律地游牧，一方面保证了牲畜的活力和草料，另一方面也维护了广阔草原的生态环境。草原上的民族必须得不断地四处迁徙，游牧民族的“游”字，就是这样来的。
因此，游牧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匈奴的社会形态、国家治理方式，会和华夏区域的大汉截然不同。
草原的治理方式是什么样的？从草原上最微观的结构——家庭，我们就可以理解匈奴帝国政治结构的由来。
在草原游牧民中，一个大家庭往往由数代有着血缘关系的男性亲属组成，并由辈分高的家庭的年长男性所领导。男性在成年结婚后，一般会向大家长索要一些牲畜，当作自己的财产，也是自己养活家庭的工具。不过他并不会远离自己的父辈和兄弟们，而是仍然和大家一起生活，放牧牛羊。因为对一个独立的家庭来说，理想状况是男人管理畜群，女人管理蒙古包，但是在草原艰苦的自然环境中，一个家庭是很难完全自食其力的，需要更多的家庭通力配合。
于是，有血缘关系的许多家庭组成大家庭，共同放牧大家的畜群，以及协力完成其他事情。许多邻近的大家庭就构成了一个草原部落，战争时这个部落就成为了一支小规模的军事。
地广人稀的草原帝国，本来就是由这样的一个个以家庭为单位的族群构成的。大大小小的族群不断地迁徙、放牧，他们认同单于是自己的最高首领，但单于无法直接控制某一个小的族群，他需要通过控制某个大的王，间接控制小的王，把自己的命令一层层传下去，最终抵达一个具体的族群。而且，由于游牧经济的特殊性，不论是单于的龙庭，还是大小王的营地或者某个族群的营地，总是在不断的迁移之中。
因此，冒顿单于为了管理这以辽阔的草原为主体的国土，将匈奴的疆域拆分为东、中、西三个大的部分进行管理。
中央是龙庭，也就是单于庭，由单于自己直辖。东西两边区别是左贤王和右贤王管理的区域。单于庭南边对着汉朝的代郡和云中郡。左贤王庭是匈奴的东部地方政府，统治区域东接濊貊和朝鲜，南界接汉朝的上谷郡。右贤王庭属于匈奴的西部地方政府，管辖区域南到汉朝的上郡，西部直抵月氏和氐、羌各部落。
图 | 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刘彻击匈奴前版图
按照匈奴传统风俗，通常单于以下以左贤王的地位最尊贵。左贤王不一定都能成为单于，他只是单于的第一顺位人，也就是说相对于同为单于兄弟或子孙、具有继承权的右贤王和左右谷蠡王而言，左贤王成为单于的可能性最大。
这种单于居中，左右贤王“两翼齐飞”的制度可能在冒顿时代之前就在草原上施行了，范围则可大可小，一直被此后的各个草原政权采用，管辖广袤的草原和各部落。
从匈奴的管理制度我们可以发现，草原帝国的重大谜团，即它们并不是铁板一块，实际上都是松散的部落联合体。“汉匈和亲”的失效，本来大汉是错怪他们了，表面看上是匈奴单于背信弃义，本来背后隐藏着匈奴单于不愿让汉人知道的谜团：那就是，远离龙庭的草原部落侵犯汉朝边境的问题，他管不了。
草原与农耕帝国不同的财政来源，决定了不同的权力结构
前文说过，草原上的大小部落都在四季中不断地迁徙，包括单于所在的龙庭，位置也是不断变化的。所以汉朝派去和匈奴联系的使者抱怨：这龙庭如何没准地方啊，老是换。汉朝人也很困惑，匈奴这国家连国都没准地方。这是什么国家啊？
单于和龙庭都在不断地迁徙移动，更何况小的草原部落了。所以，很多时候，单于真的不清楚某个族群当前具体在哪里，他们在干什么。匈奴全国人民都再移动，这对于统治者来说就不好办了。
如何不好办？都是游民，不好管理，也没法收税啊。农耕帝国的人都是依附于土地去谋生，离开了土地就活不了。所以古时候中原王朝能够实行郡县制的官僚体系，然后建立户籍制度。人只要一固定，赋税和劳役就好办了。但是，在草原上这一套可玩不转，你今天跟他说收税，明天肯定就找不着人了。草原那么大，收那点税还不够追他的成本呢。
那么，既然匈奴单于没法收税，如何维系草原帝国的统治呢？
答案很简单，草原上的单于不收税，他们对草原的统治，靠收买。你看，不仅不向各个部落伸手要钱，反而要分给他们钱。
单于的钱从哪儿来啊？有两种途径：
一、跟农耕民族进行以物易物的贸易；
二、从长城的南边，农耕民族那里抢。
冒顿时期，匈奴基本控制了西域，完全垄断了汉朝与西域之间的交通路线。西域诸国乃至中亚的安息都喜欢汉朝的丝绸、茶叶、瓷器等，但由于交通路线为匈奴所阻，不能直接与汉朝进行交易，所以就只得依赖匈奴做中间人。如此一来，匈奴这个“中间商”，可谓是赚足了差价。因此，有了安全稳定的收入来源，匈奴人就没必要冒着风险去南下“打谷草”了。
图 | 边塞贸易
所以，匈奴单于要维系庞大而松散的草原部落联合体，除了自己部落有足够强大的军队实力，可以镇得住场子外，更为主要的是，还要能给整个草原的各个部落带来经济利益，这才是草原帝国长治久安的关键。
弄清楚匈奴帝国的权力结构，我们就知道汉朝的和亲献贡策略为何屡屡失效了。
“汉匈和亲”后，匈奴还对汉朝边境进行骚扰的原因
汉朝送给匈奴龙庭的那些贡品，基本上由匈奴单于先分配给龙庭内部享用了，最多再分配给握有大权的左贤王庭和右贤王庭一些，再往下的那些小部落，根本分不到一杯羹。
对那些小部落来说，生活其实就比龙庭要艰难很多，也需要华夏的物产来改善生活。他们当然可以通过关市来交易，不过部落较小的时候，本身资源有限，达成交易相对困难。再有个天灾人祸什么的，这些部落就只能铤而走险，拉起一队人马冲向南边抢东西，然后带着战利品逃回草原。需要强调的是，匈奴方面其实就有很多从汉朝投降过来的叛将、叛兵，他们对汉朝的边境情况更加了解，也更容易南下劫掠财物。
汉朝这边愤怒地骂匈奴人不守信用，而高高在上的匈奴单于，可能根本不清楚下面的小部落干了什么事情，即使单于知道有些小部落可能南下劫掠了，游牧帝国的松散特性让他们也不好管束，甚至懒得管束了，反正自己的龙庭定期能收到汉朝的贡品，能够笼络住与自己关系最紧密的那批部落首领，维持住大体上的场面就行了。
因此，汉朝的贡品最多只是买到了来自匈奴王庭和重要族群的和平承诺，并不能杜绝边境上的侵扰行为。
结语
现在我们知道了，汉朝人指责匈奴单于“背信弃义”，本来是冤枉他了。可惜，当时汉朝上下很少有人看清这一点。汉武帝刘彻时期，汉朝攒够了战争的本钱，对匈奴发动了一次次的征伐。虽然卫青、霍去病取得了收复河套地区、控制河西走廊这样的成果。但汉武帝刘彻没有就此息战，而选择了几次倾尽全国之力，深入匈奴腹地的战争。
结果我们都知道，由于北方草原太大了，游牧民族又善于迁徙，他们暂时避开了汉军的刀锋，等汉军无功而返后，找一块肥美的草原，就恢复生机了。因为草原的游牧生产方式，大汉无法在草原上建立郡县制的统治，汉军也不可能长期在草原驻军。没过几年，匈奴人就又卷土重来了。
这事儿，我们“事后诸葛亮”来分析，对汉朝来说要彻底解决匈奴的北方威胁，最好的方案莫过于分化瓦解匈奴，用一个草原部落来制衡另一个草原部落，从而保障长城以南的王朝疆域内的长久和平。你暂时消灭了匈奴又能怎样？匈奴没了，也还会有其他游牧民族部落崛起。
可见，能够抛下我们已有的经验，去以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是多么的主要。换位思考，说起来容易，本来真正能做到并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