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教育家蔡元培在清末民初先后留学德国和法国，目睹西方国家大学男女并收同校共学，感慨良多又向往不已。
1916年底，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次年初到校履职后，他就大刀阔斧改造这座旧式学堂，各项举措相继出台，使之朝着研究高深学问、培养学问家人格的新型大学迈进。1920年又来了个一鸣惊人：“北大”开放大学女禁!”
蔡元培开大学女禁的过程，颇为艰难曲折。
当时，虽已进入共和民国，男尊女卑的陋俗依然根深蒂固，不论官场还是民间，仍将“女子无才便是德”、“男女授受不亲”等奉为金科玉律。
有鉴于此，蔡元培校长先造舆论。他在北京青年会作了《贫民院与贫儿教育关系》的讲演，主张仿效欧美男女同校共读：“外国的小学与大学，没有不是男女同校的，美国的中学也是大多数男女同校。我们现在国民小学外，还没有这种组织……我们还能严守从前男女的界限，逆这世界大潮流么?”这篇讲话在社会上流传开来，受到众多年轻知识女性的欢迎。
“慕男女平等之义”的甘肃女子师范学校学生邓春兰，阅读蔡元培的讲话后，深受鼓舞，于当年5月中旬写了《春兰上蔡校长书》：“今阅贵校日刊，知先生在贫儿院演说，主张男女平等。我辈欲要求于国立大学增女生席，不于此时更待何时?春兰愿为全国女子开一先例，如蒙允准，即负笈来京，联络同志，正式呈请。”
其时正值“五四”运动爆发时，蔡元培因抗议当局残酷镇压学生，已于5月9日愤而辞职，去了老家绍兴息影，所以未能见到邓春兰的信，此事也就暂无结果。6月间，邓春兰又发出了《请报界诸先生转全国女子中学毕业暨高等小学毕业诸位同志书》，呼吁知识女生自身奋斗，争取进入大学。北京《晨报》、上海《民国日报》发表了邓春兰的两封信，引起各方关注，众多有识之士表同情支持。
由于各方极力挽请，蔡元培于9月12日返回北大复职，看到了邓春兰的来函，还接到了“新青年一分子”谢楚桢的信，信中代表全国女界请求北大开放女禁。他遂于12月13日复函，表示完全赞同在北大实行男女同校。
开大学女禁，既有社会守旧势力的阻挠，又有北京政府的压力。早在1918年底，教育部就曾行文北京大学，内有语云：“国立大学为社会视听所系，所有女生旁听办法，务须格外慎重，以免发生弊端。”
蔡元培以其勇气与睿智，有理有节摆脱教育部的羁绊，请看他与《中国新报》访员的谈话：大学之开女禁问题，则予以为不必有所表示，因教育部所定规程，对于大学学生，本无限于男女之规定，如选举法中之选举权者。且稽诸欧美各国，无不男女并收，故予以为无开女禁与否之问题。即如北京大学明年招生时，倘有程度相合适之女学生，尽可报考，如程度及格，亦可录取也。
有教师担心政府兴师问罪，建议蔡校长先请教育部核准。他理直气壮道：“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
对此顾颉刚的《悼蔡元培先生》一文中也有叙述：当时有女生要求进入北大读书，这使得校中办事人为难了，究竟答应不答应呢?蔡先生说，章程上并没有说只收男生不收女生的话，我们把她们收进来就是了。
江苏无锡女青年王兰成了近水楼台先得月，她托在“北大”就读的弟弟王昆仑，要求入校读书，蔡元培欣然准允，因为已过了招生时间，所以先在一年级旁听，时间是1920年2月中旬。请看王昆仑的《蔡元培先生二三事》：那时，我姐姐正因病失学在家，她很想进北大求学。我就去问蔡校长。蔡校长问我：“她敢来吗?”我说：“她敢。”蔡校长说：“可以让她来试试。”这样，她就成了北京大学第一个女生，这就开了男女同校的新风尚。
消息传出，又有江苏的奚浈、查晓园两名女生进入北京大学成为旁听生。至3月中又增加了6位女生：甘肃的邓春兰、贵州的杨寿璧、四川的赵懋芸、赵懋华、天津的韩恂华、安徽的程勤若。
秋季招考时，蔡元培决定正式招收女生，以上9名女生都被录取，对此，他的《我在北京大学》中有记：“我是素来主张男女平等的，九年(指民国9年，即1920年)有几名女学生要求进校，以考期已过，姑录为旁听生，及暑假招考，就正式招收女生。”
《北京大学日刊》特辟“本校女生”一栏，介绍了招收的九位女生。因属前所未有的创举，所以连“北大”的师生也感到新奇，也据顾颉刚《悼蔡元培先生》一文中说：有一天我去取北大《日刊》，哪知早已被同学们一抢而光，原来这天报上登着这些女同学的姓名，大家要先睹为快呢!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首开女禁，上海、南京、广州、天津等地竞相仿效，女生络绎进入各地大学，终于蔚成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