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后期，边镇的军事力量不断扩大，使唐的军事形势由原来的“内重外轻”逐渐变成“外重内轻”，这个变化一方面是由于唐玄宗穷兵黩武，喜欢开边；另一方面则与府兵制度的瓦解也有密切的关联。
府兵制度是唐初开始实行的兵役制度。府兵必须自备兵甲衣粮，所以对于百姓来说，服兵役是一项极其沉重的负担。在均田制推行较好时，农民有一定数量的土地，这种兵制还能勉强维持。后来均田制逐渐解体，农民便无法负担沉重的兵役。这是造成府兵制破坏的主要原因。此外，服役的士兵年限长，而且常受虐待，这样就使人们视兵役为畏途。府兵的兵源渐渐枯竭了。到749年（天宝八年），唐政府不得不下令停止对府兵的征发，实际上宣布废除了府兵制度。
代替府兵制的是募兵制。征募来的士兵的武器和衣粮都由政府发给，他们长期服兵役，属于雇佣性质的职业兵。这样唐政府在军事方面的支出日益增大。
另一方面，由于唐玄宗追求开边，因此不断增加边镇节度使的军备，而节度使的权力也不断扩大。开元年间，边境的十个节度使不仅“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而且“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政权、军权、财权集于一身，形成了半割据的势力。玄宗期间边境驻军占全国总兵力的85%以上。
随着唐朝朝政的腐败，唐朝在西域的威信也一落千丈，边境危机日趋加重。为了应付边境危机，朝廷更加仰赖节度使。这种状况使节度使骄横跋扈，自然对中央政府的离心力日渐增大，乃至公然反叛。公元755年，节度使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叛乱拉开了唐王朝走向衰落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