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杲(公元1180–1251)，字明之，号东垣，后人多尊称为「东垣老人」。中医史上的「宋元四大家」之一。他祖辈世代居住在真定(今河北省正定县)，在汉初称为东垣县，因此他取了这个古地名作为自己的号。他祖辈家中富有钱财，在大定初年(公元1161年后)核查真定、河间两路(「路」是当时行政区名称)住户时，李家财富在两路中居首位。
李东垣小时候就和一般孩子不同。长大后，言语忠诚有信用，行为敦厚令人敬重。他在人际交往上很谨慎，与人接触时没有开玩笑的话。市面上众人以为可资娱乐的场所，他从未去过，似乎天性生来就是这个样子。
朋友们中有些人妒忌他，就在一起秘密的商议，让妓女们去调戏他，有个妓女牵扯了他的衣服，他便当即愤怒的责骂，并把衣服脱下来烧了。在乡里的豪绅接待派往金国的使臣时，作为南宋使臣的府尹听说他年纪轻轻便有高尚的操守和品行，就暗示妓女强劝他喝酒。他推脱不了，就稍微喝了一点，立刻就大吐着退出去了。其自我珍爱到了如此的程度。
他跟王从之翰林学习《论语》、《孟子》，跟冯叔献翰林学习《春秋》。他家宅院内有块空地，就用来建造了书院，以便接待儒士。他家里每天有许多名士来拜访。有些人生活有困难，他都一一周济。泰和年中(公元1204年左右)，农业收成不好，很多灾民逃荒到他家乡，他都竭尽全力赈救，有许多人因此而保全了性命。
东垣的母亲王氏卧病不起，让乡里的好几个医生来救治。是寒证还是热证，他们的说法都各不相同，各种药物都用遍了，也无济于事，最后连什么病都没弄清楚就死去了。东垣痛悔自己不懂医而失去了亲人，于是立下志愿说：“如果遇到高明的医生，一定要努力学医，以此永志自己的过失。”听到易州的张元素先生，人称“洁古老人”，医术闻名天下，他就进献了很多钱物去拜他为师。几年以后，他就全部掌握了张元素的医术。
他向国家交纳钱财买到了一个官职(当时国家允许)，监察济源地方的税收。那一带的百姓感染了当时的流行疫病，即俗称的“大头瘟”。医生们查遍了方书，找不到与大头瘟对证的方药。于是医生们根据自己的见解，胡乱的给病人服泻下药，没有效果。再泻下，病人就一个个的死亡。医生们不认为是自己的过失，病人也不认为是医生治错了。东垣独自在心中悲伤而哀悯，于是废寝忘食，对疾病循其流而溯其源、察其标而求其本，终于创制了一个药方。给病人服用后，居然有效果。他便特的把此方刻写下来长期保留，并且印刷后张贴在人群聚居的地方。服用此方的病人没有一个不见效的。当时人们认为是神仙传授的药方，就把它刻在圆顶的石碑上。
李东垣家中很富足，用不着以医技谋生，又加上他看重自己的品行操守，因此不轻易屈尊为人治病，人们也不敢把他叫作医生。就是那些士大夫得了病，如果不是非常危急，迫不得已，通常也不敢请他来诊治。他最初也没有把医作为名份的事，许多人也不知道他精通医学。后来，他因躲避蒙古军队入侵而到了汴梁，于是才凭借医术结交了一批公卿官僚。他治病时效果显着的验案另有书籍记载，下面只是载于史书中或出于名家手笔的几个验案。
北京人王善甫，是京都的酒官，得了小便不通的病，眼珠子凸出，肚皮胀大得象鼓一样，膝盖以上的皮肉坚硬得象要裂开一样，不能吃不能喝。其他的医生们用了甘淡渗泄的利尿药也没有见效。李东垣对那些医生说：“这个病很深沉了啊。《内经》有言：膀胱是津液之府，必须得气化才能排泄小便。现在用了渗泄小便的药剂，病反而加重了，那是因为气不化的原因。启玄子说：‘没有阳的，阴无法生；没有阴的，阳无法化。’甘淡渗泄的药都是阳药，只有阳没有阴，阳又怎么能化呢？”第二天，李东垣用了阴药给病人服用，结果只服了一剂药，病就好了。
西台掾的萧君瑞，二月中得了伤寒发热，医生给他开了“白虎汤”，结果病人的面色变得墨一样的黑，原来的证状看不到了，脉象沉细，小便失禁。李东垣开初不知道医生用的什么药，等到诊断以后，便说：“这是在立夏前误用白虎汤造成的错误。白虎汤大寒大凉，不是行经气的药，只能寒腑藏之气，如果不善于运用，就会使伤寒本病隐伏在经络之间。有的人又用大热之药去补救，就伤阴气，又会变生出其他病症来，这不是补救白虎汤的办法。我要用，就用升阳气、行经气的温药。”有人诘难他说：“白虎汤是大寒之剂，不用大热药怎么能补救，你那样治怎么行？”李东垣说：“病隐伏在经络之间，阳气不升经气就不行，经气行以后本证又会显现出来了。本证又有什么难治的呢？”后来果然象李东垣说的那样把病治好了。
魏邦彦的妻子，突然间眼睛里长翳子，从下而上的长，颜色是绿的，肿痛得无法忍耐。李东垣说：“翳子从下而上的长，可知病是从阳明经来的。绿色不是五色中的正色，那是肺与肾共同生病而起的邪气。”于是就泻肺、肾的邪气，并用入阳明经的药作为佐使药。服药后本来已经见效了，后来病又复发了三次，并且随着邪气所来的经脉不同而翳子的颜色也各不相同。李东垣便说：“各条经脉都属于眼目，经脉有病则眼目相随。这一定是经络不调，(月)经不调，则眼目之病好不了。”一问之下，果然是那样。于是象李东垣所说的那样去治疗，病就不再发作了。
冯叔献的侄儿冯栎，年纪才十五六岁，得了伤寒病，眼睛发红而突发性的口渴，脉搏每息达到七八至。有个医生要用“承气汤”施行下法，已经煮了药，刚好碰到李东垣从外面来，冯家就把情况告诉了他。李东垣切脉后吓了一大跳，说道：“这个娃娃差点被杀了。《内经》有言：‘脉搏的次数，快急都是热的表现，迟缓都是寒的表现。’现在脉来八九至，是热到极点的现象。而《会要大论》说：‘有的病，脉象与病相吻合，而病却向反方向发展，是怎么回事呢？脉的至数与病相吻合，但手按在脉上没有鼓荡的力量，且所有阳经的经气都这样。’如果这样，病就已经传变而成为阴证了。叫人拿干姜、附片来，我要用‘热因寒用法’来治疗。”药还没有准备好，病人的爪甲就变了色(显出寒证)，立刻服了八两药，一会儿出了汗病就好了。
陕帅郭巨济得了偏瘫的病，两个脚指头贴在足底不能伸直。李东垣用长针刺他的委中穴，一直深刺到骨头都不知道痛，出了一二升血，颜色象墨一样黑，并且又用“谬刺”的手法(刺络脉，左痛刺右，右痛刺左)针刺。这样刺了六七次，服了三个月的药，病就完全好了。
裴择的妻子得了寒热病，月经不来已经有几年了，并且已经出现了喘嗽的症状。别的医生都给她服蛤蚧、肉桂、附子之类的热药。李东垣说：“不是这样的。她的病在阴份而与阳气相搏，温热药使用过份了，因此没有益处反而有害。给她服凉血的药，月经就会来了。”后来果然是那样治好了。
宣德的侯经略，他的妻子得了崩漏病，医生们都治不好。李东垣切了她的脉，用纸把她的症状一条一条的写下来，多到四十多种。给她服药后，第二天就减少了二十四种。前后服了五六天的药，病就好了。侯经略给了李东垣很丰厚的报酬以示感谢。
李东垣治病的情况大都像这个样子。他特别擅长于伤寒、痈疽、眼科疾病。当时的人都把他看成神医。他所着的医书，也在世间得到广泛的流传。
壬辰(公元1232)年间，他渡黄河北上，暂时居住在东平，直到甲辰年(公元1244)才返回乡里。有一天，他对友人周德父(字都运)说：“我老了，想把医术传给后世，却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怎么办啊？”德父说：“廉台的罗天益(字谦甫)，性情品行敦厚朴实，常常遗憾自己所学的医术不精纯，有志于学习，你想传授医道，这个人大概可以了吧。”后来有一天，周德父和罗天益一起来拜见东垣。东垣一见面就问：“你是来学习赚钱的医生呢，还是来学习传授医道的医生呢？”罗天益说：“只是传授医道罢了。”于是便跟着东垣学习，日常的饮食用品，都由东垣供给。
学习了三年后，为嘉奖他长期学习不倦的精神，东垣给他二十两白银，说：“我知道你生活境况很艰难，恐怕你思想动摇，半途而废，可用这些银子作你妻子儿女的生活费用。”罗天益百般推辞不接受。东垣说：“我连医道这样的大事都不吝惜，怎么会吝惜金钱这些小事呢？你不要再推辞了。”
临终前，东垣把自己一生中的着述清理校勘，分卷装函，按类编辑，排列在书案上，嘱咐罗天益说：“这些书交给你，不是为了我李明之，也不是为了你罗天益，而是为了天下后世之人，千万不要湮没了，要把它们推广施用下去。”东垣于辛亥年二月二十五日去世，享年七十二岁。
李东垣对《黄帝内经》、《黄帝八十一难经》等古典医籍有很深刻的研究，他的许多创造性的医学理论，都是在《黄帝内经》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实际经验而总结出来的。
当时社会环境因战乱等因素而很不安定，由于精神刺激、饮食不节、起居不时、寒温不调等原因引起的疾病很多，这些病用治伤寒的方法往往治不好。李东垣从实践中体验到这些疾病的致病因素都能耗伤人的元气，成为内伤病的病因，因此提出了“内伤学说”。以后，病分“外感”、“内伤”就成了后世医家辨证的一大原则。
李东垣对“脾胃”在人体健康中的重要作用有着独特而深刻的见解。他在张元素的脏腑病机学说的启发下，结合《黄帝内经》中“人以水谷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之说，认识到脾胃对于人体生理活动最关紧要，提出了“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理论。而内伤脾胃的病因，他认为是“先由喜、怒、悲、忧、恐，为五贼所伤，而后胃气不行，劳役饮食继之，则元气乃伤”。可见他已经认识到了，人的情志变化等精神因素在脾胃内伤的发病过程中起着先导的作用，而形体劳役过度、饮食不节，则是另外两个重要的致病因素。
李东垣的着作，除了三十多万字的《伤寒会要》外，主要还有《医学发明》、《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兰室秘藏》、《此事难知》、《药象论》等书。其中《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和《兰室秘藏》对后世医家影响很大。特别是《脾胃论》，不但创立了中医史上的“补土派”(又称“温补派”)，对脏腑辨证和三焦辨证的诊治方法提供了理论基础，而且为后世儒医把儒家学说搀入医理大开方便之门。“调理脾胃为医中之王道，节戒饮食乃却病之良方”，已成后世儒医之箴言。
参考文献
[1]砚坚：《东垣老人传》，选自《医史》，李濂撰；
[2]《元史﹒列传第九十(方伎)》，明﹒宋濂撰；
[3]《伤寒会要》引，选自《遗山集》卷37，金﹒元好问撰；
[4]《中国医学史讲义》，北京中医学院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