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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郑成功是可以跟岳飞、文天祥比肩的民族英雄，一直以来，我们侧重宣传的都是他收复台湾的功绩，其实，他更重要的作用却是抗清复明的伟大军事家和政治家。
郑成功依据父辈长期积淀下的雄厚“武装海商集团”的家业做资本，与满清做不懈的斗争，几度给满清造成重大打击，甚至一度几乎可以拿下大明旧都南京，如果不是由于轻敌，听信敌人的缓兵之计，致使功亏一篑的话，其实郑成功完全有可能占据江南，封锁长江，与西南抗清力量合兵一处，然后号召全体大明军民戮力同心，恢复大明。
也许有些读者会觉得这些话有些夸大，其实，历史上真正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有着一亿多人口的大明王朝，竟然会被只有几十万人口的女真灭国，这就反应出了当时时局与人心的动荡与复杂。
当然，明朝其实是被长期的农民起义拖垮的，在这个过程中，人心向背无疑更多站在起义军一方，才出现了李自成摧枯拉朽一般，先后攻克明朝南北两个都城。旧王朝垮塌一半，新政权尚未来得及建立，这个时候，早就图谋中原的女真趁虚而入，如入无人之境。
更让人扼腕叹息的是，华南地区当时尚存几个南明小朝廷，他们本来是可以借助华南民心，组织起强大的反抗斗争，完全可能获得华北沦陷区人民的呼应，瓦解汉奸军队，最后消灭或驱逐人数少得可怜的女真侵略者。
在这个阶段，民心其实高度凝聚在大明王朝的旗帜下，就连不久前还属起义军阵营的许多将领如孙可望、李定国等人，现在也调转枪口，一致对外，成为捍卫大明的中坚力量。
但遗憾的是，这些自私短见的小朝廷，非但不能同仇敌忾，也不能吊民伐罪，反而苟且偏安，相互倾轧内讧，白白辜负了广大军民的期待。
当此乱局，可以说，谁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一切取决于“势起”或“势灭”，谁能一连取得几个震撼一时的大胜仗，谁就会瞬间获得强大的人望，从而形成压倒性的政治“大气压”，就会有无数军队投靠归降，一路所向披靡。
郑成功就是当时中国一个绝对不可低估的势力，郑氏两代“亦商亦盗”的武装海商生涯，纵横四海，积累了富可敌国的财富，麾下汇聚了中、日、南洋、欧洲雇佣军等各种武装，和各色先进精良的战舰、武器，并占据有东南沿海及岛屿，还尊奉大明宗室鲁王朱以海，自己又被先帝赐国姓，“国姓爷”的声望甚至远播到遥远的欧洲，再加上郑成功天纵神武，养兵用兵皆出神入化，“郑家军”、“铁人兵”威震敌胆，这一切，都预示着郑成功完全具有“逐鹿中原”的实力!
历史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公元1659年(清顺治十六年、南明永历十三年)，郑成功趁清军全力征剿西南的抗清势力，江南空虚，调集众多军舰战船，扬帆直趋江南，连克定海、镇江等地，顺利形成对大明旧都南京的包围，江南民心大振!
抗清三杰之一的老臣张煌言，极力催促郑成功“一鼓作气”，“即刻攻城”，不给守军喘息机会。可是，郑成功这时却犯了一个军事家不该犯的低级错误，过于乐观轻敌，觉得南京城已经是唾手可得，竟然率领全体将领，前往明孝陵祭拜起太祖朱元璋。
而北京的顺治皇帝得知郑成功包围南京的信息后，急得要御驾亲征，清廷当时即使急调最近的清军救援，也须十天时间，南京城能不能撑得下十天，就是胜负的关键!
南京清军守将郎廷佐看出了郑成功的轻敌之心，便决计诈降，写信给郑成功，痛陈清廷无道，扣押他们前线将领的家眷做人质，并命令如果守将守城超过三十日，即便失败也不追究，家眷无事，但如果守不住三十日，就会处决人质!所以，郎廷佐恳请郑成功宽限三十日，过后他一定开城投降。
这样的拙劣谎言，一般人都骗不过，可是郑成功竟然相信了!结果就这样傻傻地围城不打，白白浪费了宝贵的十天时间，等到清军援军赶到，郑成功这才恍然大悟，但悔之晚矣，大好的时机就这样白白浪费了!
其实，郑成功错失的还有另一个良机。
后来投降满清的施琅，曾经给郑成功一个妙计，要他派一支舰队，沿长江逆流而上，直取军事重地襄阳，控制整个长江中下游，取得宝贵的“制江权”和“制海权”，还可以与西南的抗清武装联合，一举消灭长江以南清军，取得与满清“划江而治”的格局，甚至可能一鼓作气，渡过长江，继续北伐。到时，恐怕“席卷天下之势”的，就不再是女真，而是“国姓爷”了。
但可惜的是，郑成功认为南京未克，哪里还有心思去打襄阳?
就这样，郑成功这位罕见的名将，接连出现判断失误，错失了跟大清争雄的关键时机，最终遗恨而亡，太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