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自1901年起颁布，到今天已经成为世界文坛影响力最大、最具权威性的奖项，每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前后，都会引起世界范围的热议。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作家们在奖项上所能获得的最高殊荣。然而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作家对诺奖嗤之以鼻，甚至直接拒绝领奖。他们又是基于什么理由不愿获奖呢？
拒绝诺奖为哪般？
尽管有过各种各样“拒绝领诺奖”的传言，但真正官方记录的、拒绝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只有两位，分别是1958年的帕斯捷尔纳克和1964年的萨特，而巧合的是，他们拒绝领奖的原因都与政治有关。
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位苏联作家、诗人，他拒绝领奖是出于政治的压力。1958年，瑞典文学院宣布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表彰他在“当代抒情诗创作和继承发扬俄罗斯伟大叙事文学传统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叙事文学传统”暗指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该书并未在苏联国内出版。
帕斯捷尔纳克
必须承认，瑞典将诺贝尔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其中当然蕴含着政治因素，正如几年后另一位拒绝诺奖的作家萨特指出的那样，“所以就现在的情况而言，诺贝尔奖在客观上表现为给予西方作家和东方叛逆者的一种荣誉……唯一的一部苏联获奖作品只是在国外才得以发行，而在它的本国却是一本禁书”。帕斯捷尔纳克正是作为“东方叛逆者”的形象获奖的，这一行为本身便极具政治象征意义。
不出意外，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的消息在苏联国内引起了强烈反抗，当时的《真理报》指出：“反动的资产阶级用诺贝尔奖金奖赏的不是诗人帕斯捷尔纳克，也不是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诬蔑者和苏联人民的诽谤者帕斯捷尔纳克。”这一评价是否恰当确实需要商榷，《日瓦戈医生》中对于苏联与红军的描写总体上是克制的、辩证的，书中尽管有对于帕夏残酷对付平民的描写，但总体上帕夏作为一名苏联红军，仍然体现了一定的英雄气质和对正义的追求。而帕斯捷尔纳克小说的核心显然也不是政治上的功过，而是对人性中的爱的表现。但无论如何，正因为苏联国内舆论和政府的强烈反对，帕斯捷尔纳克最终不得不拒绝诺奖并进行了自我检查。他的获奖与拒绝获奖都染上了强烈的政治色彩。
《日瓦戈医生》，漓江出版社1986年版
与帕斯捷尔纳克相比，另一位拒绝诺奖的作家萨特就显得主动得多，他拒绝诺奖是基于他的哲学信仰和政治立场。
萨特
萨特是法国著名的作家、哲学家，是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谈到：“如果存在确是先于本质，人就永远不能参照一个已知的或特定的人性来解释自己的行动，换言之，决定论是没有的——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这一观点隐含的意思是，自由选择定义了人的存在，“我命定是自由的”。因此在他的自由观下，“被赋予”诺贝尔文学奖这一行为本身便意味着不自由，“自由的萨特”在“被赋予诺贝尔文学奖”这一行为中成为了他人眼中的“物”，此即“他人即地狱”的内涵。因此，对萨特而言，接受任何奖项都是对自由的背叛。
此外，他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还有政治上的原因，正如前文提到的，萨特认为诺贝尔文学奖只颁给那些“西方作家和东方叛逆者”，而萨特本人是左翼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对他而言，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意味着对右派的妥协，而拒绝它则是对原则的坚守，从这个意义上，他就更不能接受诺贝尔文学奖了。
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以上两位作家都是在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后出于各种理由拒绝接受颁奖，但他们对于诺贝尔文学奖本身并无敌意，帕斯捷尔纳克刚被授予奖项时表示“无比激动和感激”，即便是萨特，也在拒绝奖项的文章中反复强调：“我拒绝该奖的理由并不涉及瑞典科学院，也不涉及诺贝尔奖本身。”然而以下提到的这些作家，往往声称对诺贝尔文学奖本身不感兴趣，甚至对诺奖嗤之以鼻。
村上春树近年来频繁与诺奖擦肩而过，年年被宣传成“大热门”，又年年“陪跑”，颁奖前被消费一波，颁奖后还要被再次消费，素来在人前低调的他想必也很头疼。尽管粉丝们常常觉得遗憾，但村上本人似乎对于诺奖并没什么执念，译者林少华曾经回忆2003年与村上见面时村上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看法：
“可能性如何不太好说，就兴趣而言我是没有的……一旦获什么奖，事情就非常麻烦。因为再不能这样悠然自得地以‘匿名性’生活下去。对于我最重要的是读者。诺贝尔文学奖那东西政治味道极浓，不怎么合我的心意。”
这种对于“匿名性”的追求，在旅行随笔《远方的鼓声》中也曾透露过。《挪威的森林》出版后大受欢迎，村上春树一下子成了日本国民作家，然而他却感到十分不适应，在《远方的鼓声》中将这种状态比作蜜蜂在耳边不断嗡嗡作响，甚至一度失去写作的灵感。
在《我的职业是小说家》中，村上专门提及了他对各类文学奖的看法，其中一段尤其有趣：“最令人心情沉重的，莫过于大家都来安慰我。一旦落选，就有许多人赶来看我，对我说：‘这次太遗憾啦。不过下次绝对能得奖。下部作品请好好写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弄得心情复杂兮兮的，只好‘呃呃，嗯嗯……’地含糊其词，搪塞了事。”因此，下次村上春树继续“陪跑”诺奖时，粉丝们大可不必遗憾，不然反而会弄得村上“心情复杂”了。
《我的职业是小说家》
《我的职业是小说家》中村上还提及了另外一位作家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轻视态度，这就是美国作家雷蒙德·钱德勒，村上写道：
“在一封书信中，雷蒙德·钱德勒就诺贝尔文学奖这样写道：诺贝尔文学奖算什么！这个奖颁给了太多的二流作家，还有那些不忍卒读的作家们。更别说一旦得了那玩意儿，就得跑到斯德哥尔摩去，得身着正装，还得发表演讲。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值得费那么大的功夫吗？绝对不值！”
雷蒙德·钱德勒
那么，这种对于诺贝尔文学奖无所谓的态度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表现吗？
事实上，尽管诺贝尔文学奖在国际上影响很大，但作为一个奖项，它确实有许多不足的地方，雷蒙德·钱德勒所提到的“这个奖颁给了太多的二流作家”的说法固然有些刻薄，但不可否认的是，诺贝尔文学奖确实错过了许多伟大的作家，诸如托尔斯泰、博尔赫斯、乔伊斯、普鲁斯特等，都是当代文学史上鼎鼎有名的作家，却无一例外成了诺奖遗珠。在提名机制和评价机制上，似乎也缺乏更广泛的视野，尤其是仅由瑞典文学院的评委会选择获奖作品，难免有一些学院倾向，因而忽视民间文学和流行文学的创新力。此外，正如萨特曾经指出的，诺贝尔文学奖也受到了西方主流价值观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对“西方作家和东方叛逆者”的偏爱至今仍有所体现，而近年来对于“后殖民主义”作家的偏爱也显然受到了西方主流政治正确的影响。因而，硬要说诺贝尔文学奖真的有多么客观权威也是牵强的。
当然，我们必须看到，在宣传小众作家和引领大众审美方面，诺贝尔文学奖的作用仍然是难以替代的。不过与此同时，保持个人的独立判断，不过分看重奖项的意义，同样是非常重要的。阅读文学，领略文学作品的魅力是必不可少的，至于奖项，终归不过是个奖项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