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种时空的颠倒是想象古代女性穿越到现代社会，《女将军生存手札》就是其中之一。故事的主角是杨九妹杨连昭，她穿越到了1962年的中国西北农村，成为了一个与寡妇奶奶相依为命的孤儿孙秀春。杨门女将是虚构的英雄传奇杨家将中的故事人物，具有强烈的传统伦理色彩，在家是贤妻良母在外是忠臣良将，在国难当头家中男丁凋零之时悲壮西征，这个创作是对虚构人物的再虚构。
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革命的杨九妹，对经历过革命的寡妇奶奶进行了“再教育”。她拒绝用阶级意识判断身边的人，而遵循传统的道义精神和侠义精神——知恩图报、扶助弱小，因此也和一位老地主成了忘年交。杨九妹偷偷打猎并通过黑市交易去解决计划经济体制中农村的物资匮乏，最终通过在城里购买房子的方式成为了城镇人口，解决了吃饭问题（城镇人口有商品粮供应）、上学问题、工作问题（高中毕业后面向城镇人口招工）。通过婚姻和高考，在改革开放后重新从农村底层跨越到了社会高层。
嵌入在这一整套告别革命叙事背后的是，杨九妹对另外一组不平等关系的洞察——城乡关系为代表的差异和背后的等级秩序想象，弱化了社会主义文化的感召力，她成为了“社会贤达”重新进入等级制度的想象中，世界对于她来说，似乎没有改变。
平等乌托邦的消失
光怪陆离的文学想象使得女性能够游历于不同的位置之中，我们发现穿越女性主体生成于“性别差异”的内在结构之中，这里有对弱势群体的同情性理解，也有对爱情与自由的向往，但没有对平等政治的想象与实践。这些文本似乎象征着平等乌托邦的消失：我们甚至难以想象一个性别平等的社会，也无法在性别平等的框架之下去建立一个女性的主体性。
这种想象的丰富与匮乏，与中国女性的历史现实处境相关，中国女性主义思潮、实践的兴起与中国革命、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几乎同步，二十、二十一世纪中国女性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历史转型，女性意识、女性身份亦遭遇了时代塑就的历史断裂。女性曾经作为主体进入革命之中，获得了法律意义上的平等和婚姻自主的权利。尽管性别平等文化的普及是个渐进的过程，其背后的社会结构转型、社会资源配置也有着城乡差异，但女性作为劳动者、生产者的身份镶嵌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之中。
这种对平等性别关系的社会主义探索在后冷战时代遭遇瓶颈，随着国家从个人生活中逐渐隐退，社会人口再生产的生育责任更多地由家庭承担，而资本依赖于在全球各个层面维持分工和不平等而顺利运转，在这种形式下产生的新的性道德和社会秩序，如宋少鹏所言，“仍是男性中心的性别化的社会秩序”。这样的社会秩序拒绝对性别平等或是其它更广泛意义上的平等的探索，女性更加被限制在私领域中，或成为消费的主体，革命后的进入生产领域的平等性别观念只剩袅袅余音。
穿越小说有意或无意指出一个事实，女性要么在父权制合谋之中寻求罅隙，要么想象一个女尊的颠倒梦想世界，否则只能成为自恋的主体获得虚假的满足，或者进入家庭的私领域寻求庇护，她们无法去创造一个平等的性别关系，创造一个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