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弗曲线描绘了政府的税收收入与税率之间的关系，当税率在一定的限度以下时，提高税率能增加政府税收收入，但超过这一限度时，再提高税率反而导致政府税收收入减少。因为较高的税率将抑制经济的增长，使税基减小，税收收入下降，反之，减税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扩大税基，税收收入增加。

一般情况下，提高税率能增加政府税收收入。但税率的提高超过一定的限度时，企业的经营成本提高，投资减少，收入减少，即税基减小，反而导致政府的税收减少，叫做拉弗曲线。

税收减免

背景

“拉弗曲线”理论是由“供给学派”代表人物、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商学研究生院教授阿瑟·拉弗提出的。该理论之所以被称之为“供给学派”是因为它主张以大幅度减税来刺激供给从而刺激经济活动。

“拉弗曲线”的基本含义是，税收并不是随着税率的增高在增高，当税率高过一定点后，税收的总额不仅不会增加，反而还会下降。因为决定税收的因素，不仅要看税率的高低，还要看课税的基础即经济主体收入的大小。过高的税率会削弱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积极性，因为税率过高企业只有微利甚至无利，企业便会心灰意冷，纷纷缩减生产，使企业收入降低，从而削减了课税的基础，使税源萎缩，最终导致税收总额的减少。当税收达到100%时，就会造成无人愿意投资和工作，政府税收也将降为零。

从另一方面来看，税率过高不仅使企业微利甚至无利，企业会心灰意冷，而且还可能促使企业偷逃税收，从而导致税收总额的减少。如果用开口朝下的一个抛物线的高度表示税收，两个底端的连接线表示税率，把横竖两条直线交叉成一个直角坐标，这便构成一个标准的“拉弗曲线”。

“拉弗曲线”表明了税收与税率之间的关系：当税率为零时，税收自然也为零；而当税率上升时，税收也逐渐增加；当税率增加到一定点时，税收额达到抛物线的顶点，这是最佳税率，如再提高税率，则税收额将会减少。

当年拉弗教授在一次宴会上，为了说服当时福特总统的白宫助理切尼，使其明白只有通过减税才能让美国摆脱“滞胀”的困境，拉弗即兴在餐桌上画了一条抛物线，以此描绘高税率的弊端。后来，“拉弗曲线”理论得到了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的支持。在1980年的总统竞选中，里根将拉弗所提出的“拉弗曲线”理论作为“里根经济复兴计划”的重要理论之一，并以此提出一套以减少税收、减少政府开支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纲领。里根执政后，其减税的幅度，在美国的历史上实为罕见，经济增长也出现当时少有的景气，可以说“拉弗曲线”理论立下了汗马功劳。

中国情况

中国税收还没有实行统一的电子征收，还处在人工征收阶段，因此，对经济主体的偷逃漏税行为，还无法遏制。税收总额实际在减少。

造成经济主体偷逃漏税行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主体法制观念不强的原因，也有征管体制不利的原因。从税率的角度来看，也确实存在税率过高的因素。税率过高不仅会影响中国税收的征管，在税收征管手段落后，不完备，法制观念不强，执法不严的情况下，还可能会促使经济主体冒风险而偷逃漏税。走私为什么屡禁不止，因为关税过高，偷逃关税，可以有高回报；内资企业为什么都纷纷与外商合资，因为，三资企业有国家明确规定的“免二减三”税收政策。有些私营企业、所谓的“集体企业”为什么效益很高，从另一方面看是因为国家税收征管给予的“优惠”。以企业所得税为例，国家规定的统一税率是25%，也就是说企业净收益所得的四分之一国家要拿走，企业怎能会等闲视之。这种不分经济主体的收入状况大小，而一律征收统一的税率，显然有失公平。

再以国家税务总局1995年9月8日发布的《关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所属分支机构缴纳企业所得税问题的通知》的规定为例，按照该通知规定：“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所属分支机构的国内保险业务净收入，暂以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分公司为企业所得税纳税人，按55%税率汇总纳税”，企业的一半净收入，国家要拿走。如再加上不合理的重复征税，经济主体怎能承受得了。

税率过高，在相关监管措施和制度没有跟上的情况下，也将会导致税务人员违法征税和腐败的产生。税务人员在经济主体各种形式的利诱下，由于缺乏必要有效的监管措施，可能被拖下水，随意的减税、免税，甚至共同犯罪，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中国的税率普遍过高，应该降低税率。如在企业所得税方面，应该实行根据企业的净收入高低状况，采取累进税率的办法征收，而不可取统一的比例税率。但税率的减免降低应当通过立法的形式，在法律没有修改之前，不得以任何形式来减免税。对税种的征收、税率的高低的规定应当通过制定《税收基本法》的办法来解决。在税种、税率确定的同时，应加大税收征管手段的改进工作的力度，逐步实行电子征管。国家应通过立法统一规定每个人的银行账号，在具体措施上，可以由银行去做，由银行根据每个人的身份证号码，在男性身份证号码后面加“2”，在女性身份证号码后面加“1”来确定每个人的银行账号。统一的个人银行账号的实施，有利于税收的征管。

“拉弗曲线”的中国渊源

“拉弗曲线”所论问题非常古老，而且前人多有类似阐述。中国古典名著《管子》就说：“取民有度”，把制定适当的税收标准作为治国安邦的根本政策。历史巨著《史记》也是重要的经济著作，司马迁提出了“善因论”的经济思想，他说：对于普通百姓的经济活动，政府的政策“善者因之，其次利道（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即是说，国家最好的经济政策是顺应和听任人们进行生产、贸易等经济活动，不要横加干预，在某些方面进行诱导和教化，鼓励或告诫人们应该或不应该参与哪些经济活动，必要时进行一定的调节和限制，“与民争利”是最不好的经济政策。他认为，农工商等经济活动是“衣食之源”，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从事经济活动，就扩大了衣食之源，“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如果个人的经济活动受到了限制或阻碍，衣食之源就会萎缩，既不会利家也不会富国。这里所说的实际就是制定优惠的税收政策，改善投资环境，吸引社会力量和外资前来投资兴办实业，以扩大税基，增加税源，增强政府的财力，加快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