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向大姨做了最后的告别。
遵照她的遗嘱，不作抢救、不设灵堂、不作遗体道别、不留骨灰。
这是我曾在新闻联播里听过的话，那时并不理解它的含义。直到从最亲的亲人嘴里说出，我才感受到了它的分量。生前，大姨发自内心的真诚对待每一个人，却从不愿给别人添任何麻烦，身后也希望简简单单，不让我们有任何负担。
而我知道，亲人们、朋友们最想做的，就是为这个不愿添麻烦的好人，宁愿“麻烦”一次。即使说了那么多的“不”，即使我们特别叮嘱了很多，还是有许许多多朋友赶来，为她送最后一程。有的甚至一路从北五环外送到了八宝山。
不为别的，因为值得。
大姨对我而言，是亲人，也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象征。
姥姥姥爷都是朴实的工人，子女五人，大姨行大。很多时候，比起姥姥姥爷，她反而更多扮演了家长的角色。每个小家庭的大事小情，都是她的心头牵挂：舅舅的工作、三姨的生病、小姨在美国的生活，她像父母照顾孩子一样般操心。甚至连我妈要学个开车，她觉得没有用，都要管一下。她自己的压力、劳累，却都不提一句。每次见到她，都是灿烂的笑容、洪亮的嗓门。
她是一家人的阳光，燃烧自己，发出灿烂的能量，驱散我们身边的阴影。
大姨是个很“老土”的人。八几年的时候，我妈打算在家里装个直拨电话，大姨知道了，可劲儿地阻拦了一阵，后来我妈学开车、买房子，她都唠叨过：有什么用啊，不能做啊！
记得十年前，我们开车回姥姥家，她新配的手机响了起来，似乎是领导打过来的，可是她就是不知道怎么接，急的满头大汗，我们看到她狼狈的样子，哈哈大笑。
现在想想，这么传统的一个人，弟弟曾是个热血青年，小妹更是个活分的八十年代大学生，估计都让她气得咬碎了牙根儿吧。
但是，于我的记忆中，大姨也是个走在时代前沿的人。
我的第一双旅游鞋，是大姨买的。那时我刚上小学，寒风刺骨的一天，脚趾头已冻得毫无知觉。大姨抱着一个鞋盒给我，打开一看，一双崭新的奇安特旅游鞋！那是当时最流行的鞋子，穿上奇安特的那一刻，脚趾头立刻暖了起来，我连蹦好几下，兴奋的只想冲到学校好好炫耀一下。
我的第一顿麦当劳，也是大姨带着吃的。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我们两家人约在她家一起出发，去蒋宅口的那家麦当劳就餐。吃麦当劳，在90年代初的北京，是一件很正式的事情。我和姐姐非常开心，不记得吃了什么，好像是巨无霸，反正是看到了麦当劳叔叔。大人们却不太习惯，回到家后，大姨又给每个人做了一碗麻酱面。
我第一次出门旅行，坐火车，也是大姨带领的。她是我们家的“旅行达人”，那时候，我最喜欢的事，就是放了暑假，和姐姐、妹妹一起提前一个晚上住在大姨家，第二天一早起床，迷迷糊糊地被带上火车，轰隆轰隆地奔向未知的目的地。
她去过全国各地，甚至世界上很多国家，今年春节前，她手术后我去探望她，得知我们要去意大利，她还殷殷嘱托：“如果去那不勒斯，要小心小偷啊！”
对我们这一代的几个孩子，她是每一个人的大妈妈，更是我们的人生导师。
妹妹上高中时候离家太远，大姨把她接到家中，一照顾就是三年。那时应该是她的更年期，自己的女儿刚上大学，工作上又是最困难的时候，却义无反顾地将亲人庇护在她温暖的羽翼之下。
相比而言，我可能是她在体力上“操心”最少的一个孩子，但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关口，都有她守护的身影。
我小时候说话不清楚，嘴上漏风，三岁时候就治好了。对那段吐字糊涂的幼年经历，我的记忆很少，只依稀记得两个词——管大桥叫“大豪”，管大姨叫“大鱼”。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这两个词，但是我知道，在我的病好之后，第一次清晰叫出“大姨”的时候，她是多么的喜悦。
我得过一次很严重的病，大姨觉得是我学习太努力了，没有注意身体。那天，她和我说了好久，要我不要太要强，上不了重点学校，上个普通的也可以啊。在我记忆中，这是唯一一次大姨“教导”我如何生活。她告诉孩子们不要太要强，自己却是个最要强的人。
我考大学那一年，大姨搬新家，自己都还没有住，我倒先住了进去，成了高考临时住所。考分出来前，我觉得自己上不了北大了，偷偷坐车去了趟人大参观。大姨是北大毕业生，知道后，她很不高兴，语重心长的和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