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忠海
明朝建立后，在总结前朝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制定了一套轻徭薄赋的税收政策。随着社会逐步发展，财政支出越来越大，收支平衡难以维系，朝廷为此进行了一些自救式改革，但要么本末倒置，要么错过了改革的最佳时机，从而始终没能突破困局。
入不敷出
明朝建立后，在财税方面执行的是轻徭薄赋的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明太祖朱元璋本人的经历有关。朱元璋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对百姓疾苦有着切身体会，对元朝末年种种弊政、尤其是掠夺性税赋政策感受很深，无论从感性还是理性出发，他都倾向于制定较轻的税赋征收标准。
明朝前期的税收制度继承了唐朝的两税法，同时吸收了宋朝税收制度的一些经验。按两税法，朝廷分夏、秋两季征税，每户人家按照田亩和资产多少交纳税钱。洪武时期规定，官田每亩征收粮食5升3合5 勺，民田每亩减2升，分别合0.0535 石和0.0335石，这个标准是比较低的。按照这样的标准，弘治十五年（15 0 2年）全国征收的田赋约2 7 0 0万石，按当时粮价折算约合2700万缗，这是明朝前期田赋征收的大致水平。田赋是明朝的正税， 占全部财政收入的70%以上，其他的商税等只是财政收入的补充。对标宋朝1亿多缗的财政收入，可以看出明朝早期财政收入水平并不高。
为了维持财政收支平衡，明朝前期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减少公共建设支出、降低官员薪俸标准、压缩官衙办公经费等，也就是以“小政府”的办法来适应财政收入的低水平。由于控制基本得当，所以很少出现赤字。但随着时间推移，与财政支出关联的一些关键性指标纷纷发生变化，使财政支出不断攀升。据李华瑞《宋明税源与财政供养人员规模比较》，明朝的宗室人数最高峰值比宋朝多出4倍，宦官超过宋朝数十倍乃至数百倍，文武官员比宋朝也要高出1至1.5倍；胥吏数量的最高值虽与宋朝相近，但宋朝至少有一半役人没有俸禄，而明朝胥吏皆有；还有军队数量，大致也比宋朝多1倍。总之，从财政供养人数的角度看，明朝超越了宋朝并随时间推移最终远远高于宋朝。
支出不断加大，明朝的财政赤字问题逐步暴露出来。据《明宪宗实录》，成化年间兵部尚书余子俊上《灾异陈言事》，列举了财政支用的七大不足：“供奉上用不足，京军布花不足， 外夷赏赐表里不足，馆待厨料不足，此皆仰给于内库；京官月俸折色不足， 京民赈济仓储不足，边方转给军饷不足，此皆取办于京仓。”正德时期财政赤字最多时超过300万两，嘉靖七年（1528年）为11万两，隆庆元年（1567 年）为345万两，万历十八年（1590 年）为54万两。《明史》记载，万历朝末年“老库将尽，京粮告竭，太仓无过岁之支”，还记载“从古以来未有公私匮竭如今日之穷者”。
管理混乱
明朝税收主要由各地方征收， 收齐后有一部分解往朝廷，用于皇室支出、朝廷官员俸䘵支出及军费等，称为起运；剩下的留在地方， 主要用于地方官员俸禄支出、分封在各地的宗室禄米支出、生员廪食米支出以及抚恤孤寡病老等，称为存留。经对弘治十五年（1502年）起运、存留情况进行统计，结果为起运占比68%、存留占比32%，这一统计结果带有普遍性，即明朝中央与地方税收分享的大致比例在7∶3上下。
地方上事务烦杂，除一些大宗支出外，还有许多杂项支出，如山川社稷神和圣贤名宦祠的祭祀、官员的迎来送往、科举生员赴考津贴、乡试费用、衙门修缮、日常办公用度等，存留部分往往难以满足支出需求。为解决地方财政不足的问题， 各地通行的做法是加派，即在朝廷正税之外加收各种杂税。比如，在田赋之外增收加耗，一开始的理由是补偿存储、运输的损耗，但越收越多，有的县一年能收数百两，变成一项杂税。再如，各地根据自身条件，有的征收“湖港之税”，有的征收“盐商税”，有的征收“盐引钱”，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地方官府还采取摊派的办法，从百姓那里获取物资或劳役，变相征税。在执法、审案中，地方官府还收取公堂钱、赃罚银等，相当于乱收费、乱罚款。这些钱不按规定上缴朝廷， 反而留作地方使用或中饱私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