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虹
今天我想谈谈读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一点感想。钱老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向我们介绍了汉，唐，宋，明，清5个朝代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并且进行了概括性的比较和评论。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以来，中国社会在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盛世，但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最著名的，给中国社会留下极其深远影响的还数汉唐。
汉代留给我们后世的除了汉族、汉语、汉字这些称呼外还有庞大的地下文物，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司马迁的历史观和儒说中的“以礼入法”的价值观，因为她们至今还在影响着我们。“以礼入法”就是在制定法执行法的时候不能纯以法来处理解决问题，在处理事件和案件的过程中还要讲点亲情，要感化，要从轻发落，还要讲点社会等级关系，刑不上大夫。汉代在吸取了秦朝推行严刑峻法灭亡的教训基础上，决定在政策上调整实行“以礼入法”的政策措施。在体制上进过探索后决定继续推行郡县制，这二者是促成汉代强盛的一个重要原因。郡县制是秦朝创立的但真正实施是在汉朝。郡县制度它是中国历史上新型国家体制。郡县制的创立在当时是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首先它破除了几十个，几百个诸侯王的世袭，全国只有一家可以世袭，除了皇帝可以传位给儿子，没有丞相，郡太守传位给儿子的，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它割断了众多政治上近亲繁殖所带来的弊端，这是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
中国从秦汉开始立国体制与西方历史上的希腊，罗马不同。他们国土小，人口少，希腊在一个小小的半岛上，却有一百多个国家，一个城市就是一个国家，他们的行政首长由市民公开选举。但中国不行，中国那么辽阔的疆土，那么分散众多的乡村，不可能聚集起来搞选举，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中国历史上为什么没有产生民主选举的国家体制和民主意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同欧洲人比，因为在历史的进程中我们都同样产生过许多杰出的科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只是我们在近代落伍了。
近代欧洲进入工业化时代，能够迅猛发展起来，这除了他们经过文艺复兴运动以后，从思想上理论上进行了广泛的动员准备外，从体制上进一步铲除封建专制土壤外，原有的城市市民民主选举体制和意识也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三位一体，工业化是讲公平竞争和生产的标准化，城市化是讲公共秩序和严密的规则，民主化是讲共同参与和公民意识。这三者都有效地推进了欧洲国家现代社会的建立和发展。欧洲国家从16世纪开始，经过3个世纪已经建立起现代国家的体制框架和价值理念：即，司法独立，主权在民，以人为本。中国传统上是个农业国，小农经济生产关系和意识根深蒂固。为了维护这种封闭、自私、无须规则的小农经济生产关系和利益，必然依靠宗族势力和裙带关系来加以保护，也必然要对开放、包容、讲究规则的商品经济大流通进行抑制、削弱、摧残。以至造成中国历史上缺乏公平、公正、公开的商品竟争的市场环境、意识、规则和理念。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是很难产生真正的科学和民主精神的文化。当西方工业文明向我们走来的时候，我们必然视为洪水猛兽而无法应对，必然是盲目排外和顽固地拒绝系统性地改造。在这样的历史基础上必然造成我们在近代各个领域的落后挨打。
汉代推行郡县制，是有利于促进当时中国农业社会的发展要求，也为中国农业社会大一统的基本政治走向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各郡太守都是皇帝直接任命的，各级官吏只对皇帝一家负责，皇权至上。因此在这样的体制下各级官吏只能培养成忠实的家臣，家奴，而不可能成为人民的公仆。郡县制所造成的文化意识给后世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隐患。
汉初实行休养生息清静无为的政策。孟子说：十税一就是王者之政，汉代在文景时期实现十五税一，三十税一，文帝时曾全部免收田租共十一年。汉代这些政策有力地推动了汉代社会向前发展。汉代经过文景七十多年的治理，国力强盛了，人民富足了，国库里串钱的绳子年久都朽烂了，粮仓里的粮食多得都堆不下，只好堆在露天，由此可见文景年间的富足。
一个国家的强盛与衰落必然有他内在的原因，古今中外概莫例外。汉代推行郡县制顺应了时代和人民的要求，因此她开创了文景盛世，开辟了丝绸之路，打败了匈奴，奠定了中国的基本版图，确立了儒学，给中华民族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文化和精神财富，汉代的辉煌将永载史册。
在唐代，在以李世民为领袖的带领和影响下，唐代那帮精英们所导演的一幕幕历史活剧决不逊色于汉代。吸收、包容、开放是铸成唐代气势恢宏的一个显著特征。唐代除了在文化、精神文明方面加强确立、宣扬、引进儒教、道教、佛教外，继续推行和完善科举制也是促成唐朝强盛的一个重要方面。科举制是隋朝创立的但真正实施是在唐朝。唐朝废除了魏晋以来豪强士族集团把持的九品中正制。科举制的确立为广大有才能的中下层人士参政开辟了途径，扩大了政权的政治基础。科举制蕴含着很多的科学元素，它有效地把唐朝社会推向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巅峰。在经济政策上，唐朝同样有着非凡之举，在经济上唐朝实行均田制。均田制是指18岁以上的男子受田100亩，（100亩相当于一个小地主）每年向政府缴纳二石谷物的赋税（唐代一石相当于现在120斤），每年服徭役20天，（徭役是为国家做义务劳动）如此轻徭簿赋，唐朝实行的是四十税一比汉朝三十税一更为优减。这样的富民政策大大激活了唐朝社会。也就是说：你给于人民的越多，人民创造的财富就越多。藏富于民，民富才能建立真正的强国。除此之外在政治上唐朝实行三省六部制，把宰相的行政权力一分为三，由三省相互牵制防止独断专行。贞观年间还有个铁的规定，任何官员向皇帝奏事，必须有专职谏官，史官相随在旁，不管发表什么言论都记录在案，如果要弹劾某官员，必须对着皇帝的仪仗朗读弹劾内容，并对此负责。所以李世民时期，大臣没办法单独控制或蒙蔽皇帝，皇帝身边的奸臣也没办法进谗言。贞观以后这些规定都撤消了，后来唐玄宗前期又恢复贞观时期这种透明和相互监督的做法。唐朝近300年的历史，真正给唐朝人民带来福祉的是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和唐玄宗的“开元盛世”。这期间朝廷议事、决策都是在公开场合下进行，所以取得辉煌成果。由此可见，伟大的政绩来之不易，其中“政务公开”是最为重要的原因；“阳光操作”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