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幼仪以《小脚与西服》作为口述自传的名字，很有意味。
小脚“野蛮”vs大脚“文明”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是鲁迅的小说《伤逝》当中，女主角子君对旧式婚姻发出的“中国好声音”。这位少女如果健在，当她看到今天的女孩在聚光灯下尽情挥洒，又会发出何种感喟？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到周末之夜的电视相亲，倏忽百年过去。回首子君们生活的20世纪初期，层出不穷却又变动不居的“新政体”、“新学界”与“新道德”，不但引爆了王朝革命的炮火，也打开了未来两性平权的闸门。
后来成为政治学者的萨孟武还记得，那时“一切都开始转变，在这转变期之中，一切又要求解放”。到了五四，“最先实现解放的，却是妇女的足，由缠足解放为天足”。难怪徐志摩的第一任夫人张幼仪，曾以《小脚与西服》为口述自传命名，借助这对颇具性别象征的符号，凸显新旧夫妻的矛盾纠葛。不过，即便在五四时期颇得“家庭革命”风气之先的成都，小脚解放也并非后人想象的那样轻松自如。家住四川的郭沫若的大哥与父亲之间的一次家庭冲突，足以一窥当日两代人在女性认知上的扞格难通：
“大哥问我是喜欢大脚还是喜欢小脚。我说：‘我自然喜欢大脚了。’他满高兴的不免提高了一段声音来说：‘好的，你很文明。大脚是文明，小脚是野蛮。’‘混账东西！’突然一声怒骂从父亲的床上爆发了出来。‘你这东西才文明啦，你把你的祖先八代都骂成蛮子去了！’这真是晴天里的一声霹雳。大哥是出乎意外，我也是出乎意外的。我看见那快满三十岁的大哥哭了起来。父亲并不是怎样顽固的父亲，但是时代终竟是两个时代。”
用“文明”与“野蛮”来评价“大脚”与“小脚”，或许意味晚清引入中国的文明论和进化论，基本成为五四一代娴熟运用的价值尺度。然而，父亲的怒斥、大哥的痛哭和“我”的惊愕，却同样拼贴出一幅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画面。虽然时代已是“两个时代”，父亲也并不“顽固”，但现实仍是在同一屋檐之下，新旧两代性别认知的纠结与不安。
不过，较之男性，五四时期接受新知的部分女性，已经开始标新立异地展示性别的自主与自觉。1919年，未来的女作家庐隐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国文系。据她追忆：“在我们每星期五晚上的讲演会上，有一个同学，竟大胆的讲恋爱自由……当她站在讲台上，把她的讲题写在黑板上时，有些人竟惊得吐舌头，而我却暗暗的佩服她，后来她讲了许多理论上的恋爱自由，又提出许多西洋的事实来证明。大家有窃窃私议的，有脸上露出鄙夷的表示的，也有的竟发出咄咄的怪声。而那位同学呢，雪白的脸上，涨起了红潮，她是在咬牙忍受群众的压迫呢。散会后，我独去安慰她，同情她，而且鼓励她勇敢前进，这样一来，我也被众人认为新人物。”
张申府的“女朋友”vs陈独秀的“误会”
在20世纪初新旧交汇之际，女性角色与社会地位的转变，也在不同程度地反向塑造男性心目中的女性形象。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哲学家张申府对于恋爱经历的自叙，颇为生动：“我和大部分的朋友不同，我在‘五四’之前一个女朋友也没有。女朋友这个意念，对我总是带有西方的色彩。在传统中国从来没有这种东西。在我父亲时代的儒家世界，男人有妻有妾，但却没有女朋友。‘五四’，是的，‘五四’给我自由找我的女朋友。你可以说我是在‘五四’时期才成为一个男人。”
张申府对“女朋友”与“妻妾”称谓差异的敏锐感知，既有西潮激荡之下的回应，也有当事人对两性意涵的内省——虽然在张申府眼中，自由地“找我的女朋友”，最终仍要以“成为男人”为标杆。而彼时陈独秀观察到的社会景象，却大有不同。他抱怨，因“解放”带来的平等与自由，往往弄得现代青年如“醉人一般”：“你说婚姻要自由，他就把专门写情书寻异性朋友做日常重要功课。你说要尊重女子底人格，他就将女子当做神圣来崇拜。你说要主张书信秘密自由，他就公然拿这种自由做诱惑女学生底利器。”这位五四时期的思想先锋不禁质疑：“长久这样误会下去，大家想想，是青年的进步还是退步呢？”
对于五四时期思想光谱的错综复杂，张陈二人其实皆有所见。旧道德解体而新道德未成的社会现实，令人无所依傍，又新旧交缠，确实进退两难。而自我放逐和急功近利的世风，也刺激了时人对“自由”和“解放”的误会与滥用。陈独秀笔下“你说”和“他就”之间的彷徨与尴尬，颇能彰显道德失序之后思想与行为的脱节。从张申府的自况与陈独秀的自警当中可见，晚清到五四的中国社会立意“推陈出新”，然而结果往往表现为“瞻新顾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