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是着名的文化学者，他的《文化苦旅》和《中国文脉》丛书，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书中对中国文化深刻的反思和认识，让许多人追捧。可你们知道吗，这与余秋雨先生的幼年读书时光有密切的关系。
余秋雨的童年是在余姚县桥头镇度过的，乡村的生活简单、清贫而又快乐。从上海来的母亲几乎是村里唯一的文化人，在村子里开办了一个免费的识字班。儿时的余秋雨跟在母亲身边玩，竟然也认识了不少字。
4岁那年，余秋雨背上书包走进了乡村的小学。小学有一个图书馆，有几十本童话和民间故事，十分诱人。但几十本书怎么能满足得了几百名学生呢？老师想出了一个办法，写100个毛笔小楷字才可借得一本书。余秋雨的毛笔字，就是在那时打下的根基。他在回忆那段日子时，曾说：“我正是用晨昏的笔墨，换取了享受《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伊索寓言》的权利。直到今天，我读任何一本书都非常恭敬，那是从小养成的习惯。”
在余秋雨11岁的时候，为了能让他有更好的前途，他们全家借住到上海市区。余秋雨在上海报考了中学。
中学的图书馆不小，但每天借书都要排长队，而且想借的书十次有九次都被借出去了。后来，余秋雨到处打听，终于知道有一个叫“上海青年宫图书馆”的地方借书比较方便，就立即去申办了一张借书证。青年宫在江西中路200号，快到外滩了。当时正值困难时期，人们每天都吃不饱。余秋雨在晚饭后要步行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青年宫，走到一半就饿了。当他走到图书馆时，离人家关门已经不到一个小时了。从青年宫图书馆把书借出来也不容易，所以余秋雨只能在那里看。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等找到书，就只剩下半个多小时了，能读几页？但是，就为了这几页，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子，每天忍着饥饿走一个多小时，看完再走一个多小时回家。这种如饥似渴的阅读精神怎能不让人为之感动？
正是少年时那段艰辛的阅读时光，为他今后的文化之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余秋雨的《长者》一文中，我们还看到了余秋雨在年轻时发愤读书的情景。1975年世事纷扰，29岁的余秋雨因肝炎回乡下养病，在恩师盛钟健先生的帮助下，被安排到了奉化山间的一个蒋经国的图书室，专心阅读了当时很难找到的《古今图书集成》《二十四史》《四部丛刊》等书。这简直是上天的一个有意的成全，也使得余秋雨像金庸笔下的人物，仅有高人指点还不够，还让他在某山某洞中获得某种“武功秘笈”。这次阅读对余秋雨无疑是重要的，因为这正好和他在上海戏剧学院的老师张可的指导互为补充，形成双翼：张可指导他接触西方文化，这次他却走进了浩瀚的中国历史。
关于读书的方法，余秋雨有一个着名的“畏友”论：“应该着力寻找高于自己的‘畏友’,使阅读成为一种既亲切又需花费不少脑力的进取性活动。尽量减少与自己已有水平基本相同的阅读层面，乐于接受好书对自己的塑造。我们的书架里可能有各种不同等级的书，适于选作精读对象的，不应是那些我们可以俯视、平视的书，而应该是我们需要仰视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