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府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为地租。孔府地产包括国家拨给的“祭田”、“学田”，孔府自置的地产，以及历代衍圣公夫人陪嫁时带来的“胭粉地”。
祭田是国家拨给土地，免交一切官府赋税。理论上说，祭田所有的收入都应当用于孔庙祭祀的开支，但是其中也有很大一部分用来维持衍圣公一家的生活。宋朝元祐元年，宋哲宗赐给孔子四十六代孙孔宗瀚祭田一百大顷(每大顷为100大亩，每大亩为720方步，合三亩)，其收入除了祭祀外，均分给族人。之后宋朝又赐祭田一百顷，金朝皇统五年、明昌元年各赐二百大顷，元成宗大德元年赐五十顷。明朝洪武元年赐孔府祭田二千大顷，之后明朝各帝又陆续赐祭田611大顷。到明末，孔府的祭田基本上维持在2600顷左右的水平上。
清初八旗曾在山东跑马圈地。邻近曲阜的兖州原是明朝鲁王的封地，周围州县有很多鲁王府的地产，明亡后被清朝作为官地没收圈占，在这个过程中也强占了一些孔府祭田。顺治十年下令以明朝鲁王、德王在邹县、郓城、巨野、东阿等地的王庄地补偿孔府，共向孔府拨地82大顷。此时孔府有“五屯、四厂、十八官庄”，共有祭田2000大顷。
但是到乾隆时期统计孔府地亩总数时，只能找到1096顷，已经有903顷找不到下落了。之后清朝又赐了一些祭田，达到1256顷。光绪《大清会典》中记载的“衍圣公祭田”为2157顷50亩。但是到清末，这些祭田能收上租的只有1067顷。1922年孔府曾经专门成立了“祀田清理委员会”，但是清查了十年也没清理出一个准数来，一多半的祭田不要说地契，连地在哪里都不知道。
在清末的正常年景，孔府每年能从祭田中收入纹银约8600多两、粮食900多石。1928年时，祭田收入是银元13081.93元、粮食424石8斗。位于外省、外县的孔府祭田绝大部分收租银。曲阜县附近的大部分祭田收粮食和草料。孔府祭田的租率是与佃户对半分成。明清和民国的斗一般是方斗，口小底大，一斗麦子是120斤。但孔府收租用的是长方形斗，装满麦子后是75斤，用木板刮平，斗内是50斤，刮下来的叫“斗尖粮”，分给庄子的管理人员。
孔府祭田虽然免税，但是佃户的丁银并不减免。雍正时期摊丁入亩之前，孔府的佃户每年要交丁银390多两，摊丁入亩后每亩收丁银4厘6丝，这笔银子要由孔府转交给官府。
孔府的佃户细分为“佃户”、“庙户”两种，佃户是租种祭田，每年交租。庙户则是种祭田而不交租，只出劳役。主要是孔庙祭祀的“四大差”：花炮差(春节时制作鞭炮、烟花)；冬季封冻时的冰冻差(凿冰储冰，供孔庙夏日祭祀时保存肉类瓜果)；夏季的天棚差(在孔庙大成殿露台上搭建天棚，祭祀时防雨，此外还要给孔府搭建天棚)；林柴差(清理孔林内的杂草、枯柴)。这些庙户一般没人给田若干亩(通常是五大亩，合15亩)，自种自食，不用交租，需赴差时出人力即可。
除祭田收入外，孔府还对曲阜各庙书院门前集市、以及佃户村庄内举办的集市收税，大约在每年160两左右。除了现钱外，也征收香椿芽、杏仁、猪肉、火腿、干菜、棉花、花炮等实物。
孔府的学田共有五十大顷，其收入用来维持孔氏的春秋书院、石门书院、尼山书院、洙泗书院、中庸书院、圣泽书院，以及曲阜孟氏、曾氏、颜氏书院的开支。
祭田和学田是国家拨给的官地，属于免税田。孔府历代自置的田产则属于私田，需要向官府照额纳税。孔府的私田约有368顷左右，其中30顷可享受免税待遇。此外历代衍圣公夫人嫁入孔府时，也都带来一些“胭粉地”，其收入归衍圣公夫人自行支配，历代累计下来，也有86顷(8600亩)之多。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历朝都优待曲阜孔氏，因此曲阜的孔氏族人当中有很多“免粮地”和“轻粮地”。免粮地不用向官府或孔府缴纳任何赋税，最初的来源是宋哲宗赐给的100大顷土地，后来在族人中均分，历朝逐渐增多，到清末共有369顷86亩。轻粮地共4222顷51亩，税银只相当于普通田地的三分之一左右。
从孔府在清末的收入水平来看，每年光是从祭田当中就可以收入8600两白银、900余石的粮食。这个水平如果放在明朝，绝对是亲王级的收入。明朝规定亲王每年禄米一万石，而且还不是全额发放，分为本色(米、银)和折色(钞、布、胡椒、苏木等)两部分，比如秦王就是“米钞中半兼支”，1万石禄米中只能领5000石米，另5000石则折算成大明宝钞。此外衍圣公在明朝属于正二品官，按照级别，每年俸禄是732石，其中本色米只有237石6斗。
清朝亲王年俸是米一万斛(石头、银一万两，郡王是米5000石、银5000两，贝勒是米2500石、银2500两。清末平均米价是每石两三千文，而由于对外赔款的原因，银一两可折钱五六千文。也就是说，清末孔府的年收入(银8600两、粮900石，主要是麦子，折米约600石)绝对超过了贝勒，可以与郡王的年俸相媲美。若与蒙古贵族相比，则是蒙古亲王年俸的4倍之多。清朝正一品官员年俸是银180两、米180石，这个就更没法跟孔府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