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轿子
轿子作为清代等级秩序的重要标志和主要交通工具，在社会生活中广泛应用，也折射出当时社会生活的情况与变迁。
京中官员乘轿与乘车也多有变迁，颇能体现时代与生活的情况。康熙时著名文人王士禛曾在一首诗中说到京中官员清晨坐轿进入内城的情况：“行到前门门未启，轿中安坐吃槟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清入关后，将北京的内城部分全部分配给了八旗人口居住，原来内城(正阳门以内)所居住的汉人，不论是百姓还是官员一律迁出到外城部分居住。清承明制，皇帝上早朝大约是在六点，而清制京官四品以上，就需要上早朝了。这样，大批居住在外城的官员需要在凌晨三、四点钟起床赶往内城，早晨五点左右正阳门开门，官员们鱼贯而入，六点以前，他们进入宫中并排好整齐的队伍上朝。于是就出现了官员早早出门坐轿在城门口等待进城的情形了。王士禛康熙时一度官至尚书，所以也得早早入朝，诗人气质，来早了进不了城，坐在轿子里吃槟榔、赋诗，才有了“行到前门门未启，安坐轿中吃槟榔”的句子。嘉庆朝以前，京官一般都要坐轿，很少有坐马车或牛车的情况，所以记载中说“时正阳门五更启钥，专许轿入，京官无坐车者也。”蒙笼的夜色中，一排排急忙赶着入城的轿子，正是当时北京社会生活中的景象。
京官按例都要自己配备一顶轿子，但轿子费用颇昂，很多人置办不起。乾隆末年，和珅权倾一时，曾以某官员配不起轿子为理由来阻止一位官员进入权力中枢系统。传说，嘉庆帝初政时，乾隆帝已经是太上皇了，但还管着政务。一日，有事于夜间召见臣下，军机大臣们都不在，只有军机章京吴熊光在，办事得力，乾隆帝于是下令叫这个吴熊光“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就是说给他个军机大臣头衔。不一会，和珅来了，和珅与乾隆时名臣阿桂不和，他认为这个吴光熊是阿桂那边的人，这时虽然阿桂已死，和珅还是不满意让吴光熊担任军机，于是对乾隆帝说，这个吴光熊只是个“通政司参议”，官居五品，让他入朝不合体制。哪知乾隆看准了这人，非要用他，当即命给吴加“三品卿衔”。和珅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说吴光熊这人，家里很穷，京官惯例要用轿子，只怕他是置办不起的，乾隆爷当即命赏给吴户部银一千两。和珅还想争，说另一个大臣戴衢亨出身状元，学问比熊要好，而且早就是四品官，用吴不如用戴。乾隆说这里用人又不是考状元。和珅无计可施，只好按乾隆的意思去办了(清?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十，中华书局，1984年3月版 508-509页)。这个故事能说明不少问题，我们不去多说，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大臣“例开轿”是京官中的一种惯例，清代一顶轿子花费不小，一般贫穷一点的官员是置办不起的。想想也是，一顶轿子，正常情况下要养四个轿夫，如路程较远则需八人，的确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吴光熊碰巧得到乾隆欣赏，赏了他一千两，算是能坐上轿子了，而京官们贫困一点的想办法也要养几个轿夫，弄上一顶轿子来坐，因为轿子已经是一种身份和富裕的标志了。
正是因为这样，京城还出现了针对乘轿官员的索诈行为。有这么一个故事：道光时，工部尚书王广荫有一天乘轿入朝，快到正阳门时，看见前面有个世爵贵族家的车子挡住了去路，那车由一头老病的骡子拉着，也没几个人跟着，在前面不紧不慢地走着。王广荫的仆从挥动了一下马鞭，喊了一声，我们要急着上朝，能不能让一下道。不想，马鞭碰到了骡车一个仆人，那人大怒，说你们仗着官威，敢打世家仆人？眼看着一场争端就要发生了。这时，那骡车帘子半开，露出一个戴珊瑚顶穿八团补服的身影，挥退手下，说道：工部王大人，当朝红人也，你们别惹事，赶快让路。王广荫知道京中不少世家子不好惹，急忙上前陪罪，对方也和颜悦色，互致问候，分手而行。下午王回家后，那世家叫人送了一个仆人来，说是早晨在路上被王的马夫用鞭子抽了，现在送来领罪，他这仆人身体向来不好，被抽了后吐了不少血，望王大人给点药，可保无事。王知道这帮世家子不好应付，只好送了二十两银子，并叫下人前去道歉，总算是把这事了结了。这个故事有点象今天专门拦私家车“碰瓷”的情况，也可从中看出，能办得起轿子如同前些年能有一辆私家车，也成了当时索诈的对象。
所以京官中不仅以品秩为乘轿与否的标志，可能与经济上是否能承受有关。义和团运动时，李鸿章奉命与八国联军议和，住在京郊某寺中，当时直隶布政使周馥作为随员住在东院，周时不时乘坐一顶大轿出入，引得官员们议论纷纷，“京朝官自侍郎以下所未有也”，甚至有人专门写诗来讽刺他。(清?刘体智《异辞录》卷二，中华书局，1988年10月版，80-81页)这里的周某为从二品文官，从官品上来看，应该绝对有资格坐轿子了，但为什么会令人侧目呢？疑其特别突出，与京官中很多人置办不起轿子有关。
也正因为一顶轿子费用不菲，所以嘉庆以后，京中渐渐流行用畜力车，有从车的前后开门的，后来也有把车轮移至后部，而从中间开门上下的车子。传说这种旁边开门的车子也是纪晓岚发明的，这种车子，车轴离乘坐者远些，些颠簸得轻些罢了。义和团运动后，各地开始流行西式马车，风气又为之一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