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夏商周直至明清，一直是家天下，公共财政和皇家的私有财产常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儒林外史》中有一个细节，一般不为读者注意，即王惠和蘧太守交接南昌太守一职。按常理，此时王惠已经到任升堂，下属们都来拜见了新上司。蘧太守来拜过，王惠也回拜过，礼数都很周全，两人换了印信，就可以各奔东西了。但书中有句话：“为这交盘的事，彼此参商着，王太守不肯就接。”也就是说，在关于账目以及各项公物、公事的盘查和交代中，还有很多事没有搞明白，王惠不肯办手续，尽管遽太守归心似箭，他也无法走脱。
这就涉及到古代官员的交接问题。黄恽先生写过一篇《古代官员的接任与卸任》，文中根据光绪初年上海道台刘瑞芬的日记，总结了中层官吏的接篆仪式：首先是旧道台封印，随后是新道台一系列折腾，走完所有既定程序，如坐着轿子，从东面抬往西面，过了县衙门，还得一直去，轿子要抬得四平八稳，叫做紫气东来；轿子过了三牌坊，兜走太平街，再往东行，以取“太平无事”之意；到了道台衙门的西辕门口，并不进去，仍旧往南，又折北，由东辕门进署，这叫做兜青龙。然后祭门、谢恩、拜印、升堂等。应该说，这些程序在更早的以前就存在，具体细节会有不同，但仪式少不了。对于我们这样的“礼仪之邦”，所有参与者都驾轻就熟。但这不能算交接的重点，重点还是在人、财、物上。
中国自夏商周直至明清，一直是家天下的局面。所谓的公共财政和皇家的私有财产常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虽然也设置了掌管财政的机构如户部之类，但公共财政历来是皇家的提款机，几乎没人对此有什么异议。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花点钱又算什么。具体到下面也一样，各级官员都有自己的助手帮助管理钱粮，但衙门里的各种花销也要从钱粮里面出，公款私款依然纠结在一起，混杂着用也就难免了。
正因如此，官员交接时就有了好戏看。走的人想多带点钱物，接手的希望前任多留下点。虽然都打着一心为公的旗号，但实际上考虑的都是自己的腰包，拨着自己的小算盘。那时又没有专门的离任审计，接手者认账，交接就能顺利完成；不认账，前任就走不了。不过，接任者也有离开的那一天，也得考虑自己将来面临的境况，所以只要没有太大问题，就会睁一眼闭一眼，让前任平平静静离开，反正自己还有搜刮百姓的机会。除非是亏空太大，估计自己几年内也弥补不上；或者本就是个不通人情世故的家伙，故意刁难前任，从前任那里刮点油水。唐朝时，李德裕接替牛僧孺任淮南节度使，因为在仓库数字上有争议，就曾找来前几任的交割状勘验，并上书皇帝：“诸镇更代，例杀半数以备水旱，助军费，因索王播、段文昌、崔从相授簿最具在，惟从死官下，僧孺代之，其所杀数最多。”接任者未雨绸缪，要把接手的钱粮打折扣才行，甚至打了一半折扣。
王惠不肯交接，蘧太守只好让自己的儿子来拜访王惠。蘧公子对王惠说，老先生不必费心。我父亲在此做官数年，仍保持着儒生习惯，穿的是布衣，吃的是素食，生活简单；历年积攒下的俸禄，约有二千两银子。我父亲知道您一直当京官，收入少，开支清贫。如果您认为接手的仓谷、马匹、杂项之类，有什么不够的，我们把这两千两银子全部送您填补。王惠一听这话才放下心来，请蘧公子吃了顿饭，高高兴兴把他送走了。
其实不光是接任者为难前任，前任若豁出去跟继任者死磕，继任者也不好办。不像现在，有组织部的人或者相关领导陪着来做交接，那时就是一个人拿着个委任状去找另外一个人，双方必然会有一个交锋。这种时候其实是一个达成默契和妥协的过程，虽然有利益之争，但一般情况下都不会把事儿搞得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