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缜
范缜（约450～约515）
南朝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家。字子真。舞阴（今河南泌阳西北）人。少孤贫而好学，十多岁时拜名儒沛国刘为师，在其门下数年，布衣草鞋，徒行于路，在车马贵游的同学面前，毫无愧色。范缜学成后，博通经术，无精“三礼”（《周礼》、《仪礼》、《礼记》）。性质直，好危言高论。仕齐为宁蛮主簿，后迁尚书殿中郎，永明中，曾出使北魏。
齐司徒竟陵王萧子良在京都鸡笼山西邸官舍广延宾客，范缜也预其中。萧子良以佞佛闻名，邸内除聚集了信佛的文人学士外，还招致名僧，讲论佛法。范缜在西邸却盛称无佛，否认佛教的灵魂不灭、轮回转世、因果报应之说，因而发生争辩。萧子良问范缜：“君不信因果，世间何得有富贵，何得有贫贱？”回答说：“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入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侧。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认为人生的富贵贫贱只是偶然的际遇。既而草撰《神灭论》。萧子良召集僧侣与其辩沦，但都不能屈服他。崇信佛教的士人也著文攻击范缜。王琰讥讽他说：“呜乎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灵所在。”范缜针锋相对地回答：“呜乎王子！知其先祖神灵所在，而不能杀身以从之。”萧子良又想用中书郎官位来拉拢他。范缜大笑说：“使范缜卖论取官，已至令仆矣，何但中书郎邪！”齐明帝建武中，出任宜都太守，所辖的夷陵（今湖北宜昌）境内有许多神庙，范缜下令禁毁，不许奉祀，后西邸旧友雍州刺史萧衍起兵东向，范缜迎投衍军。
梁天监元年（502），范缜为晋安太守，在官清廉。迁尚书左丞，以坐尚书令王亮事谪徙广州。梁武帝萧衍佞佛，下诏宣布佛教为“正道”，而《神灭论》此时却在范缜亲友中广为流传。六年，范缜回京师任中书郎，其时反对《神灭论》最力的沈约为中书令。梁武帝发《敕答臣下神灭论》的敕旨，重新挑起论战。范缜对自己的理论作了更精辟的修订，成为现传的《神灭论》。大僧正法云将萧衍敕旨大量传抄给王公朝贵；并写了《与王公朝贵书》，响应者有临川王萧宏等六十四人。萧琛、曹思文、沈约三人著文反驳《神灭论》。曹思文以儒家的郊祀配天制度证明神之不灭，从而给范缜加上“欺天罔帝”、“伤化败俗”的罪名。缜并不畏惧，据理反驳。最后，曹思文不得不承认自己“情识愚浅，无以折其锋锐”。在萧衍发动围剿《神灭论》数年后范缜辞世。死后有文集十多卷，绝大多数早已亡佚。
《神灭论》以问答式文体写成，分五段，凡三十一条，一千九百余字。第一段，针对佛教的精神可以脱离形体而单独存在的观点，提出了“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的形神相即的中心论点，肯定了人的精神和形体彼此统一，不得分离。形体是精神赖以存在的基础，没有形体也就没有精神。“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他把形神关系比喻为刀刃和锋利的关系。第二段，说明精神、意识是人的形体所独有的特性，并非所有的物质形体都具有，如树木的形体就是无知觉的实体。生人和死人的质也不相同，只有活人才有知觉而具有精神作用。第三段，说明人的知觉和思维的不同特征和相互关系。他把人的精神现象分为能感受痛痒的“知”即知觉，和能判断是非的“虑”即思维。二者又同是精神现象的组成部分。“知”和“虑”所以有差别，因为产生于不同的器官。手等是知觉的器官，“有痛痒之知，而无是非之虑”。而具有判别是非之“虑”的器官则是“心器”。范缜还不懂得思维的器官是脑而不是心脏。文章还指出，各人的精神产生于各自的器官，从根本上驳斥了佛教的灵魂转世之说。但范缜又认为“圣人”和“凡人”不能等同，圣人不仅在道德上超过众人，在形体上也与众不同。这种说法，完全用单纯的生理现象来代替复杂的社会原因，陷入了错误的物质结构机械论。第四段，解释儒家经典中关于鬼神记载的问题。他认为儒家经典中关于鬼神的说法，是“圣人”为教诲人民而假设的。由于受封建伦理观念的束缚，又认为鬼是一种与人不同的生物。但他仍坚持人死神灭的观点，不承认人鬼互变论。最后一段，指斥“浮图害政，桑门蠹俗”，全面揭露了佛教信仰造成的社会危害。《神灭论》在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是划时代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范缜对形神关系的论证，把古代无神论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