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渊(566—635)，字叔德，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西北)，一说狄道(今甘肃临挑)，一说赵郡(治今河北赵县)，唐朝的建立者，史称唐高祖，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统帅。
李渊7岁时袭封唐国公，历任隋千牛备身，谯、陇、歧州刺史，荣阳、楼烦二郡太守，殿内少监，卫尉少卿，弘化留守兼知关右诸军事，有晓卫将军，太原留守等职。大业十三年(617年)，起兵反隋。成功地指挥了攻取霍邑(今山西霍州)之战和长安(今陕西西安)之战。义宁二年(618年)五月称帝，立国号唐，建元武德。先后派兵击灭割据陇西的薛仁杲、南犯河东的刘武周、据洛阳称帝的王世充和前来援救王世充的河北起义军首领窦建德、据江陵(今属湖北)称梁帝的萧铣、据河北反唐的刘黑闼和丹阳(今江苏南京)的辅公祏等，从而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武德九年(626年)八月传位于太子李世民，为太上皇。卒于贞观九年，庙号高祖。
李渊是唐朝开国创业的军事统帅，沈谋多算、善于决断、既富远见、又善施行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旧史书把大唐创业之功多归于李世民，将李渊描写成一位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的人，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从有关史料看，李渊的军事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因势借力、先取关中、后图天下的兴兵起事思想
李渊早就有起兵代隋以取天下的思想。《大唐创业起居注》说他“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李靖和刘文静也早就察觉他有“四方之志”(《旧唐书》卷六十七《李靖传》、卷五十七《刘文静传》)，他自己也认为，他们家是“继膺符命”者。当隋炀帝要将其执送江都时，他曾单独对李世民说：“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末集耳。今遭羑里之厄，尔昆季须会盟律之师。”(《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他将自己比作周文王，要李世民等像周武王会盟诸侯伐殷一样推翻隋朝，夺取全国政权。他认为，刘武周等称帝是“陈涉狐呜，为沛公驱除”(《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又将自己比作刘邦。为准备起事，他派李建成、李世民等“潜结英俊”、“密招豪友”；以防御突服为名，招募士兵；用急而示之不急的策略廉价购买突胶的马匹。为隐蔽企图，他“纵酒纳赂以自晦”(《新唐书》卷一《高祖本纪》)等。这些都说明，他早有起兵之意，并极富政治和军事才能。晋阳起兵的决策也是他最后决定并付诸实施的。在有了较为充分的准备、时机成熟之后，他以“通突厥”的罪名将反对起兵的副留守虎贸郎将王威、虎牙郎将高君雅斩首，从而正式起兵反隋。从酝酿到起兵，体现了李渊周密计划、积极准备、韬光养晦、乘机起事的思想。
李渊起兵的战略是：因势惜力，发展自己，先取关中，号令天下，进而统一全国。所谓“因势”，就是因天下大乱之势；“借力”，是借突厥、李密等外部势力为己所用。当时突跃的力量相当强大，“中国人归之者甚众”；李密领导的瓦岗军是当时实力最强的起义军。另外割据朔方(治今陕西靖边白城子)的梁师都，马邑(今山西朔州)的刘武周，金城(今甘肃兰州)的薛举，武威(今属甘肃)的李轨等，均对李渊构成直接威胁，比较之下，李渊的势力还比较孤弱，他要兴兵起事，必须取得某些外部势力的支援。为了将成为后顾之忧的突厥转化为可以借用的力量，他卑辞厚礼以结交之，甚至许诺：“若能从我，不侵百姓，征战所得子女玉帛可汗有之”；给突厥可汗的信不署“书”，而署“启”，大有“心大能作小”之意。使始毕可汗转而积极主张李渊取隋而代之。他派刘文静去突照时说：“胡骑入中国，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刘武周引之共为边患。又胡马行牧，不费当粟，聊欲借之以为声势耳。数百人之外，无所用之。”(《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六月)可知派刘文静去的任务名为借兵，实是联络突厥，防止其与刘武周联合南侵。对李密，他则“卑辞推奖以骄其志，使其不虞于我，得入关，据蒲津而屯水丰，阻崤函而临伊洛，东看群贼鹬蚌之势，吾然后为秦人之渔夫矣”(《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中)。于是他写信称李密为“当今司牧”，希望他“早膺图箓，以宁兆庶”，讲到自己，则称“老夫年逾知命，愿不及此”(《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中)，极尽谦恭吹捧之能事，使李密得意忘形，从而心甘情愿地为李渊充当“拒东都之兵，守成皋之厄”的角色，李渊得以乘虚入关，夺取长安。入长安后，他推戴代王杨侑为帝，倡言“废昏立明”，扛著拥隋的旗号，欲行挟天子令诸侯之故事，达代隋之目的，将“弑逆”的罪名留给他人，而把自己竭力塑造成“应天顺人”的新主形象。这些，均体现他因势借力、以屈求伸、发展壮大自己、成就大业的思想，较当时群雄过早地争相称帝高出一筹。
李渊在取得长安后，不但占据了地理上的优势，而且在政治上更是得天独厚，他出身关陇集团贵族，在关中有很大影响，入长安后，可以取得当地人士的广泛支持；同时，占据京城，挟持隋帝，号令天下，有高屋建瓴之势，为统一天下建立了最为理想的根据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