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侃 陶侃(259—334.7.30)，字士行，溪族，原籍东晋鄱阳郡(今江西波阳县东北)人，后迁居庐江郡寻阳县(今江西九江)，东晋著名的军事家。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江南有许多少数民族。陶家迁居的庐江郡是槃瓠蛮即溪族杂居的地方。溪族因杂处五溪之内，又称溪族。陶侃的相貌与汉人有所不同，因此曾被人骂为“溪狗”，史书上也说他“俗异诸华”。可见，他是少数民族。
陶侃的先辈，史书上记载不详。其父陶丹，是吴国的边将，官至扬武将军。扬武，系杂号，地位不高。陶侃先世无显赫仕宦可以溯记，年轻时又当过寻阳的“鱼梁吏”，说明其家属于“寒门”这类社会地位很低的阶层。晋灭吴后，中原人称江南人为“亡国之余”，江东士族在政治上也受到中原士族的排抑。像陶侃这样“望非世族、俗异诸华”的人，处境就更为艰难了。
陶侃少年时丧父，家境清贫，与母亲湛氏相依为命。湛氏是位很坚强的女性。她立志要使儿子出人头地。在这种环境下，陶侃“少长勤整，自强不息”(《初学记》卷一注引王隐《晋书》)。湛氏对陶侃管教很严，并通过自己纺织资助儿子去结交朋友。后来，陶侃在县功曹周访的荐引下当上县主簿，才开始摆脱充当贱役的地位。
一次，鄱阳郡孝廉范逵途经陶侃家。时值冰雪积日，仓促间陶侃无以待客。湛氏截发换得酒肴，陶侃“斫诸屋柱”为薪柴，终于备得一桌“精食”，让客人喝得特别高兴，即使是跟随范逵而来的奴仆也觉得大过所望。
等范逵离开时，陶侃又追送百余里。范逵很感动，临别时问陶侃：“卿欲仕郡乎？”陶侃赶忙回答：“欲之，困于无津耳”(《晋书·陶侃传》)。范逵遂向庐江太守张夔“称美之。夔召为督邮，领枞阳令。有能名，迁主簿”(《晋书·陶侃传》)。这时恰逢州部从事来到郡里，他想借视察之名勒索赂贿，陶侃便让手下诸吏安心办公，自己出面对从事说：“若鄙郡有违，自当明宪直绳，不宜相逼。若不以礼，吾能御之 。”从事听了便退了出去。陶侃也未忘报答张夔的知遇之恩。“夔妻有疾，将迎医于数百里。时正寒雪”(《晋书·陶侃传》)，众僚属皆面有难色。唯陶侃说：“资于事父以事君。小君，犹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尽心乎”(《晋书·陶侃传》)！于是请行，众咸服其义。后长沙太守万嗣路过庐江，见到陶侃，陶侃对他特别虚心谦恭，使得太守大为惊讶，临别时对他说“君终当有大名”(《晋书·陶侃传》)。令其子和他结交朋友，而后才离去。
有了这样的关系，陶侃即被张夔举为孝廉。靠这种身分，陶侃可以进入洛阳与上层名流结识，去实现他的大志。
元康元年(291年)，惠帝后贾南风发动政变，独掌大权。这是“八王之乱”的开始。由于执政的贾模、张华尽心尽力，此后的七、八年间朝野安静，没有什么大的动乱。
大约在元康六年(296年)，陶侃到了洛阳。当时的洛阳，经过几十年 的修复、重建，又变得十分繁华、热闹起来。但是，京城的繁华却没有给陶侃带来什么锦绣前程。实行多年的九品中正制，已使西晋在选官上“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世族子弟凭借自己的父、祖余荫即可身居要津，并不为今后升迁而费神。自惠帝即位后，更是“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凌物。忠贤绝路，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晋书·惠帝纪》)。
陶侃也深知像他这种身分的人，没有权门当靠山，是根本不可能在洛阳官场上站住脚的。因此，他去求见“性好人物”的司空张华。但张华却“初以远人，不甚接遇”(《晋书·陶侃传》)。陶侃对张华的轻视并不灰心。多次求见，“每往，神无忤色”(《晋书·陶侃传》)。张华在和陶侃谈话时，大吃一惊，认为他不同常人，陶侃很快便在张华的推荐下作了郎中。郎中有资格入选各类官职，但像陶侃这样的穷贱之士是根本挤不进那些显要的官位。
后伏波将军孙秀以“亡国支庶，府望不显，中华人士耻为掾属，以侃寒宦，召为舍人”(《晋书·陶侃传》)。陶侃虽然得到一介官职，他的出身，以及与汉人不同的相貌，依然为洛阳的达官贵人所轻视。
当时预章国郎中令杨晫与陶侃同在一州，声望很高，陶侃便去求见他，杨晫称赞他说：“《易 》称‘贞固足以干事’，陶士行是也”(《晋书·陶侃传》)。于是和陶侃同车去见中书郎顾荣，顾荣非常奇怪，吏部郎温雅也对杨踔说：“奈何与小人同载？”杨晫说：“此人非凡器也”(《晋书·陶侃传》)。
尚书乐广想要召集荆、扬一带的士人，武库令黄庆向乐广进荐陶侃，竟然也遭到非议。黄庆则说：“此子终当远到，复何疑也！”(《晋书·陶侃传》)。
陶侃在洛阳呆了五、六年，但前途依然渺茫得很。在这期间，西晋的内乱愈演愈烈。永康元年(300年)，赵王伦废贾后。第二年又废惠帝自己称帝。动乱就由宫廷内发展到宫廷外。洛阳内外已成为诸王军队冲突、争夺之地。在这种情况下，寓居洛阳的江东士族纷纷返家避乱。此时陶侃已经认识到，在洛阳的这种门阀政治下，他是难于出人头地的。又因受到江东士族纷纷返回家乡气氛的影响，他也准备南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