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世界而言，甲午战争改变了19世纪初年渐渐形成的世界格局，远东一个小小岛国日本由此成为世界格局中的一个重要因素。10年后，1904年，日本打败了欧洲第一大国俄国。又过不到20年，日本扶植溥仪建立满洲国，引发中国最严重的民族危机，实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导。
日本至今仍然是世界多元政治中一个格外重要的因素，而其始点就是甲午战争。日本能在后来给西方列强或帮忙或添乱，在某种意义上说，西方的分裂、绥靖、不负责任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1.##甲午战争与中日两国面对西方压力而选择不同发展道路有关
。中国选择“内敛式”的洋务新政，致使先前“中国的世界秩序”受到极大破坏，宗藩解体；而日本选择转身向西，脱亚入欧，奉行资本主义扩张战略，因而在吞并了琉球之后不仅没有止步，反而激起更大的野心，朝鲜、中国台湾，都成为日本志在必得的目标。
中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在西方势力东来前，“中国的世界秩序”是一个客观存在。西方势力东来时，主要也还是与中国打交道。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打击后，中国终于明白了“近代”的意义，开始向西方学习，努力与西方诸国建构新型国家关系。
洋务新政取得了相当成就，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也有了改善与发展。因而，当中日关系因朝鲜发生问题时，清帝特别是负责外交事务的北洋大臣李鸿章本能地想请列强斡旋，避免战争。然而各国对李鸿章的请求或置若罔闻，或不那么积极。列强的纵容、姑息、绥靖让日本为所欲为，列强也在后来尝到了自己酿制的苦酒。
2. ##就地缘政治而言，俄国在朝鲜半岛与日本有利害冲突，因而当中日两国1894年春在朝鲜半岛剑拔弩张时，俄国以无法置身局外为由，派遣军舰进入仁川，密切监视局势发展
。中日直接冲突使俄国人觉得机会来了，其在战争爆发前夕，以调停者身份向中日两国喊话，希望两国以大局为重，化解危机。
俄国的姿态迎合了李鸿章的心情，所以当俄国表示愿意介入调停时，李鸿章高度认同，以为可以拉住俄国对付日本。1894年6月20日，李鸿章与俄国公使喀西尼在天津举行会晤，李鸿章建议喀西尼请俄国政府出面劝阻日本，让日本与中国一起从朝鲜撤兵，以缓解朝鲜半岛局势。而此时俄国政府正期待寻找怎样介入朝鲜半岛事务的契机，李鸿章的邀请使他们找到了一条捷径。
6月25日，俄驻日公使希德罗渥奉命求见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向其转达中国政府要求中日从朝鲜共同撤军的意思，并表达了俄国政府对中日共同撤兵后再会商善后的期待。对于俄国政府的这些外交活动，李鸿章给予很高评价，甚至将俄国视为化解朝鲜危机的主要凭借。他在当天致电朝廷说，俄国的外交施压应能发挥作用，假如日本仍不听从劝说，不愿撤兵，那么就电报俄廷，建议俄国用压服办法使日本屈服，相信和平的外交手段一定能化解此次危机。
日本政府毫不客气拒绝了俄国的建议，明确表示朝鲜问题将严格限制在中日两国之间，第三国不得干预。日本的强硬态度深刻影响了俄国，俄国稍后即向中国政府表示了自己的为难。实际上，俄政府内部机会主义情绪在急剧升温，他们期待在这场战争中坐收渔利。
俄国不介入让李鸿章非常生气，因为俄国先前坚定介入的态度让李鸿章近乎彻底放弃了战争准备。李鸿章对俄国退出格外失望，责怪俄国人出尔反尔，不守信誉。
3.##与俄国立场接近的还有英国。
英国最初也介入调停，不希望中日两国大动干戈。但当日本政府拒绝第三国介入后，英国承认调停失败，默许日本立场。更让中国人很难理解的是，英国政府眼见得战争不可避免时，反而向日本提出一个最低限度的要求，希望日本在不得不与中国发生战争时，能充分考虑英国利益，不要在上海或附近地区作战。
英国绥靖主义态度在很大程度上鼓励了日本，所以当中国政府租用英国商船“高升”号向朝鲜运兵时，日本军舰毫不犹豫地向英国商船开炮。中国租用英国商船或许有拉英国下水的意思，但英国人在“高升”号事件上毫无担当，并没有因为日本的蛮横无理而愤怒，甚至不愿意向日本交涉。英国当然没有意识到，这场战争看起来是日本胜利了，英国也没有多大直接损失，但英国“世界第一”的老大地位，实际上通过这场战争而改变。
在中日开战前，最为活跃的调停者无疑是俄国和英国。中国希望俄国主持调停，然而日本对俄国始终不信任。在日本的反对和拒绝下，俄国并没有怎样坚持，使中国感到俄国背信弃义，违背了先前的承诺。对于英国，日本不存在信任与不信任的问题，日本几乎始终就不希望将朝鲜问题地区化、国际化，而是将这个问题限定在中日两国之间，主张中日对谈或对决。但中国始终不愿直面日本的挑战，在没有俄国居间调停后，又开始期待英国能提供帮助，能说服日本。然而，英国居间调停始终以自己的利益为利益，英国对中日冲突的担心是怕战争损害他们的商业利益，所以当日本明确表态中日间对谈已不可能，而必须诉诸对决这一手段时，英国也就知难而退，退避三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