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奥宗光
人物小传
：陆奥宗光(1844.8.20－1897.8.24.)是日本明治时代的政治家和外交官。又名陆奥阳之助，正二位，勋一等，伯爵。有剃刀大臣的外号，1888年任日本驻美公使，兼任墨西哥外交大使。他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关键性的人物之一，在其外交大臣任内利用朝鲜东学党起义之机，施展“狡狯”的外交手段，发动了甲午侵华战争。
甲午事迹
：鼓动甲午战争的爆发
幕末就见证了佩里叩关、黑船来航、安政缔约的陆奥宗光，亲眼目睹德川治下的泰平之世被西洋列强打破，并戴上不平等条约的镣铐。他深知通过武备取得的胜果，唯有发挥外交纵横的策略，才能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因此，当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奋力进行尊王攘夷运动时，同为长州藩的他则加入了坂本龙马的海援队，耳濡目染了坂本龙马、胜海舟的“求知识于世界，布国威于海外”理念后，迎来了明治新时代。而在西南战争、自由民权运动中过于执着于自身信念却忽视了政治关系而被排挤、甚至入狱的陆奥，在几经浮沉之后，集西洋法政知识和本土智识于一身，终于走上了出仕任官的道路，并攀升至伊藤内阁的外相要职。岁月的蹉跎和磨砺并没有浇灭陆奥少壮时代就种下的“称雄海外”之火，面临着帝国崛起、邻邦衰弱以及列强窥视东亚的时局，陆奥深知责任重大。他要倚靠毕生所学和才能，在自己所深谙的领域运筹帷幄，成为外交上的拿破仑，尽全力为帝国谋取战备、开战、战后的一切有利条件。
双面伎俩 谋划出兵
早在1884年朝鲜发生甲申事变时，扶持金玉均开化党以扩大在朝鲜权益的日本政界、知识界，就将影响“朝鲜改革”进程的元凶归结为清国。曾任驻清大使并主导出兵台湾的副岛种臣等官僚，都认为帝国要想谋取朝鲜甚至更大的利益，就必须同清国进行大规模的战争。比起副岛种臣，陆奥宗光表述的立场相对温婉灵活，但他也指出日本和清国的矛盾难以调和，进而强调朝鲜是两国必争之地，势必会引起争端。
而今我国蔑称中国为冥顽愚昧的大邦，中国则讥讽我邦为轻浮躁进妄自模仿欧洲文明皮毛的岛夷，两者感情势若冰炭，不能相容，日后势必发生一大争论…自明治15年来，中日两国争执的焦点已经完全集中于朝鲜，以后只要一涉及朝鲜问题，双方便怒目相向…
由此可知，陆奥将清帝国贴上了野蛮半开化的标签，并站在“同西洋文明共进退”的立场，与清国决裂对立，这与福泽渝吉的“脱亚入欧”论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契合。而陆奥对朝鲜情势的判断也与副岛种臣等人相似，他认为日本不可能放弃朝鲜，这必然会与清国发生争执和冲突。因此，如何利用朝鲜问题来设法挑起战争，进而在获胜后通过外交方式解决中日之间的冲突，成为了陆奥担任外相时期最为重要的课题。
陆奥深知，近代以前日本在朝鲜的侵略扩张都因中国出兵支援而招致失败，要控制朝鲜就必须同中国展开殊死的战争，取胜之后方可达到目的。而明治初年政要们见清国实力下降而缔结的《天津条约》，实际上就是让原本并没有日本插足余地的朝鲜，成为了日清共同监护的对象。随着日本实力的与日俱增，《天津条约》的规定已经不能再满足帝国“雄飞大陆”的需要，但朝鲜无论是东学党还是闵妃集团，对日本都持有排斥态度，在外交上向清廷倾斜。因此，东学党起义爆发后，陆奥认为借此机会发兵朝鲜控制局势的良机已经到来，但是他站在外交的角度考虑，认为此时出兵不仅会招致朝鲜方面的进一步反对，更会激怒清廷和其他国家，故而他依据《天津条约》将计就计，怂恿清廷共同出兵，然后再伺机行事。
1894年6月2日，当知晓朝鲜当局欲向清廷借兵时，陆奥急令驻朝公使代办衫村专门拜访时任朝鲜总督的袁世凯，一面表露出急盼中国出兵的心情，一面又佯装表示“我政府必无他意”，用虚伪的口头保证让清廷放松警惕。在表面上制造与清共同赴朝的同时，陆奥则与其他的幕僚们积极谋划秘密出兵。
就在衫村造访袁世凯的同一天，陆奥宗光召集外交次务官林董，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等阁僚共同商讨落实出兵朝鲜的计划。当时除了陆奥宗光、西乡从道、川上操六外，许多成员都持保守意见。陆奥见众人迟疑，便表明坚决的态度：
如果清朝有向朝鲜派遣军队的事实，不问其用任何名义，我国也必须向朝鲜派遣相当的军队，以备不测，并维持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均势。
由此看来，陆奥已决意出兵，这当时就得到了川上操六的赞同。川上进一步地要求陆奥大胆行事，并表示军方会与政府协同配合：
你若有这样的决心，就不要再继续姑息的外交了。下决心去实行干脆利落的政策吧！军事方面的事情，我们心中有数。
川上操六估计清廷出兵的数量不过5000人，而为了达到在实力上超出清朝派遣的部队，居然要求派兵将近7000人。陆奥顾及明治天皇和伊藤首相行事谨慎，要求川上周全考虑，最终他根据政府的倾向和军方达成一致：以保护侨民为由，派遣混合旅团进入朝鲜。参与此次谋划的林董在他的回忆录中就指出，整个会议讨论的主题并非如何和平解决朝鲜事务，而是如何取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