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于未名湖畔的美学老人——宗白华
1952年院系调整，宗白华先生从南京大学调至北大。在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和南京大学（中央大学的前身是东南大学，解放后中央大学分为南京大学和南京工学院，南京工学院现又改名为东南大学），宗先生一直讲授美学和艺术学，其间还做过哲学系主任。
宗先生为何对美学和艺术情有独钟，细究起来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性格上的原因；一是教育上的原因。
照宗先生自己说，他从小就爱静思和浪漫，喜欢对着天上的白云流连想。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宗先生从小就具有诗人气质。这里多少有些天生的机缘。
宗先生17岁起，接受德语学校的教育。众所周知，德语里既有歌德式的浪漫情怀，又有康德式的深邃思辨，而正是这两方面把青年宗白华牢牢地吸引住了。不可否认，德语教育，对宗先生后来所从事的美学事业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因此，尽管青年宗白华还没有对美学作专门的研究，却具备了超群的审美鉴赏能力。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上海《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苏、副刊主编郭虞裳能看中才20出头的宗白华，请他去编辑《学灯》副刊；也不难理解郭沫若的诗在四处碰壁之后，能得到宗白华的赏识。也许真的只有诗人才能真正地理解诗人。不难想象，在1919年发表郭沫若的诗需要多大的觉解和勇气。也正因为有宗白华的慧眼，有《学灯》的支持，郭沫若才能够像火山爆发似地唱出他的《天狗》和《凤凰》。
出于对哲学和诗的无限憧憬，宗先生于1920年5月赴德留学，专攻美学。也许只有美学能兼顾宗先生对哲学和诗的同等的爱，只有美学能使哲学和诗这两个看似矛盾的东西在一个人身上统一起来。需要提及的是，美学这门学科是在德国首先建立起来的，在德国学术史上，美学研究非常深入，并且形成了一贯的传统。在宗先生到德国的时候，美学研究已经突破了传统的思辨领域，转向对审美经验作心理学上的解释。当时流行的美学理论很少是抽象的哲学思辨的结果，而更多的是现实的审美经验的总结。如果没有经历德国古典哲学对美学的深入研究，这一转向就不会有多大的意义。正是德国古典哲学在思辨领域内几乎穷尽了美学思辨所能达到的高度，思辨美学的局限才从根本上暴露无遗。思辨美学从根本上显示了研究方法同研究对象之间的矛盾，即美学运用的是纯思辨的方法，美学所研究的对象却是纯体验的审美活动。宗先生在柏林大学的老师是著名的美学家德索（dessoiz）。德索教授就是一位强调艺术鉴赏的美学家。在德索的影响下，宗先生十分注重对保存在欧洲各大博物馆里的艺术珍品的欣赏。正因为当时的美学十分强调艺术实践，所以宗先生在严格的哲学训练之余，仍投入时间和精力进行诗歌创作。在二三十年代风行一时的《流云小诗》中的绝大部分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就是宗先生在德留学期间创作的。
由于宗先生从不脱离艺术实践去进行不切实际的思辨，所以他写出来的东西特别有美学韵味。在三四十年代写作的《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等论文，显示出宗先生对美学尤其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体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1952年院系调整，宗先生从南京来到北大。当时的北大集中了全国美学界的三位泰斗，即邓以蛰先生、朱光潜先生和宗白华先生。如果说，德国是西方美学的中心，代表了西方美学研究的传统的话，北大则是中国美学的中心，形成了中国美学研究的传统。这个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北大德高望重的校长蔡元培先生那里。1917年蔡先生于任北大校长之际，即发表”以美育代宗教说”的讲演。1921年，蔡先生率先在北大开设并亲自讲授美学课程。后来有朱光潜先生讲”文艺心理学”和”诗论”，都可以算美学课程。所以宗先生来北京以后，能感觉到一股浓厚的美学兴趣。宗先生在1959年的一封信中说：”北京美学兴趣一般颇为浓厚，目前《新建设》邀座谈会，下期可发表情况。马列学院亦拟以下半年培养美学干部，约我们去协助。朱先生已加入哲学系美学小组，前途颇为可观。我的第二散步，大约关于音乐和建筑，尚在准备中，未知何日动笔，因康德美学急待翻译也。”（《宗白华全集》第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当时美学的热闹情景由此可见一斑。
从《宗白华全集》发掘出来的材料来看，来北大之后，宗先生加紧了对西方美学史的系统研究。从《全集》中我们可以看到宗先生写于五六十年代间的《美学史》（纲要）和对西方美学史的一些专题研究，如文艺复兴的美学思想、德国唯理主义的美学、英国经验主义的心理分析的美学和康德美学思想评述等。宗先生翻译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可以看做他当时计划系统地进行西方美学史研究工作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60年代，宗先生同朱先生之间有了分工，朱先生负责编著西方美学史，宗先生负责主编中国美学史。由于整个中国现代美学基本上讲的是西方美学，是一批从西方留学归来的学者在那里传播西方美学思想。因此，当时美学界在中国美学史方面的研究工作几乎是一片空白。在这种学术背景下，要写出一部成熟的中国美学史几乎不太可能。按照宗先生的看法，中国美学史的写作至少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对中国美学史资料有了全面深入的发掘和整理，二是对中国美学的各个部门，如绘画美学、书法美学、建筑美学、工艺美学、音乐美学等等有了较成熟的研究。而在当时这两个条件没有一个符合要求。当时有些同志想急于求成，建议一边整理资料，一边研究写作。宗先生极力反对这种意见，说：”没有丰富的资料，怎么能写史？得先搞资料，踏踏实实搞上几年资料。”宗先生不仅这样说，而且这样做。他没有急于写作中国美学史，而是指导身边的几位助教，前后花了近3年时间，翻阅了北大图书馆里的大量书籍，编出了两本《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宗先生在指导编选这两本资料的同时，还整理了大量的关于绘画美学、书法美学、建筑美学、工艺美学、音乐美学方面的资料，遗憾的是这批资料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存，在文革中散失了。
宗先生在掌握了大量的资料之后，开始了中国美学思想的专题研究，并于60年代初给北大哲学系、中文系高年级学生开设了”中国美学史”专题讲座。在讲座中，宗先生全面、集中地讲述了中国美学史的特点和学习方法，并就先秦工艺美术和古代哲学文学中所表现的美学思想、中国古代绘画美学思想、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中国古代园林建筑艺术所表现的美学思想等方面发表了许多深刻、精到的见解，留下来大量研究笔记。在这些笔记中常常能看到宗先生对中国美学的思想火花，它们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令人欣慰的是，学术界最近已注意到这批笔记的价值，并有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我们相信，通过学术界的挖掘，宗先生的思想会呈现出越来越大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