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

　　大姐是老师。

　　大姐已经人到中年。陪伴大姐走过岁月、进入中年的有两样东西：病和教书。病是大姐人生之路上最常见也最难逾越的深渊，教书则是大姐人生之路上最不可缺少的拐杖。教书在大姐，占了她生命很大一块黄土薄地，已有二十三年；而病从她十三四岁就已开始，似乎她的生命之河里，总有一股被疾病浸染过的浑流。

　　我童年最深刻的记忆之一，就是大姐在病床上疼痛时不绝于耳的哭声，腰疼、腿疼，以至全身的疼痛。大姐躺在光线昏暗的屋里，一家人在一墙之隔的正间发愁，大姐穿透墙壁的每一声尖叫，都深深地刺在父母的脸上，使父母亲那本来瘦削缺血的脸，更显出几分苍白。所患何病，跑遍了乡间的医院，求遍了乡间的良医，也无从知晓。那时候，抬着病人去一百里外的洛阳治病，在乡村是很大一件事情，而在我家，却已是三番五次。不记得我十几岁以前，上房的窗台上，有什么时候断过中药的药渣。每次放学走进院落，我第一眼要看的，就是窗台上有没有新倒的药渣。好在那泥土的窗台，从没使我失望过，因为有新的药渣，就肯定有几颗做药引熬过的红枣。

　　我们家的家教很严，但不知为什么没教育出我叫哥唤姐的习惯。有次我又去窗台上捡熬过的红枣吃，大姐便抓了几颗红枣给我，母亲见了，说：“让他唤声大姐再给他。”大姐便把那红枣擎在空中不动。我僵持半天，最终也没叫出那声大姐，大姐眼角便有了泪水，把红枣塞在我手里说：“我也不配做姐，人家的大姐至少能给弟做一双鞋穿，我却有病，拖瘦了家里的日子。”从那一刻起，我下决心再不唤大姐的名字，一定叫她大姐。可时光流逝了十余年，我却始终没唤她一声大姐。

　　大姐的病见好转，是在我十余岁以后。如今只记得在大姐的苦痛声中，父亲和他的朋友闷了半晌，来日便抬上大姐，先乘汽车，后搭火车，朝着遥远的省会郑州奔去了。其间，不断从郑州捎回要钱的口信，我便帮着家人先卖粮食，后卖树木，最后卖了奶奶的棺材板。几个月后的一天中午，阳光爽爽朗朗洒了一地。我从学校回家，突然看见大姐端端地坐在阳光里，人虽瘦得如一把柴草，脸上却荡漾着甜润润的喜色。她拿一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