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高考不再是唯一出路时,创业是最后的阶层上升通道

  创业是中国社会最后的阶层上升通道

  作者:左志坚(资深财经媒体人,原《21世纪经济报道》第一版块新闻总监)

  转自:腾讯大家

  自从我离开传媒行业,开始互联网创业之后,来找我咨询创业事宜的朋友,已经不下百位。

  这些朋友,或海归,或土鳖;或传统行业老板,或企业中高管;或国企,或外企。他们有两个共同的特点:

  其一,都是自己所在领域的精英,不乏已经功成名就者,普遍勤奋高智;其二,也都明显感觉到传统行业的危机,不想成为温水里的青蛙,希望在30-40岁的年纪,能够再成就一番事业。

  当然,更重要的也许是新经济带来的巨大机会,让他们感受到了同侪压力。比如习近平主席访美,带上了程维;再如李克强总理接见老中青三代企业家,专门与王兴、张一鸣这样的“嫩创”握手。这三位年轻人创办的滴滴、美团、今日头条,恰恰是这拨移动互联网热潮中最大的三个赢家。

  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即创业是最后的阶层上升通道。这一观点也为数据所证实。

  根据《福布斯》中文版发布的报告,预计到2015年底,中国私人可投资资产1千万人民币以上的高净值人群规模将达到112万人。这其中,企业主占了一大半。

  其他高净值人口包括,投资者(房产、股票)、企业金领。但社会阶层不仅考虑财富规模,还要看社会资源和社会声望,考虑到这两个因素,创业几乎成了逆袭的唯一通道。

  【1978年、1992年、2001年】

  在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之前,国人的阶层上升通道和传统社会差不多,主要是依靠高考。

  自隋炀帝在大业三年(607年),开科取士,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除科举,千百年来,底层社会与帝国庙堂之间,始终有着读书这样一个上升阶梯,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保证社会活力,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1905年废除科举之后仅6年,满清即宣告崩溃,史家历来有一观点,认为光绪废除了青年精英的“中国梦”,将士子与士绅推向了革命,加速了封建王朝的衰竭。

  辛亥之后,国民党大佬胡汉民就说过,“如果科举不废,谁还来革命!” 事实上只要社会还给精英留有出路,按照正常的人性来计算,没有人会愿意去做刀口舔血的革命生意。

  此后中国在内忧外患下饱经沧桑,一直到1977年邓小平20分钟内决定恢复高考,此后数十年间,社会活力有目共睹,无数底层青年有了翻身的机会。

  如今福布斯富豪榜中的财富精英,如王健林、许家印之辈,都是在1978年参加高考,完成了人生的关键一跃,如今长期盘踞于各类富豪榜的前十。

  1992年,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更是开放了自由竞争的空间,在传统仕途之外,给与青年精英一条高耸入云的上升阶梯。

  这个时期的创业热潮,丝毫不亚于今天,高级公务员下海者比比皆是,统计说1992年辞官下海者凡12万人,社会价值观是“最优秀的人应该从商”。以致现在企业家群落中,有“92派”之谓,一大批政治精英在上升空间受挫之后,在商界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而在民间,则有浙江草根商人自成一脉,偏安于京师千里之外,上承数千年民间商帮基因,下接经济改革带来的消费红利,很快在消费品、轻工、外贸领域占据潮头,以宗庆后为代表的这脉商人,纯粹以草根起家至今依然是各类富豪榜的主力。

  2001年则是又一个新的分水岭。两件大事决定了财富的流向,以及今天各路精英的命运。

  其一是中国入世,经济腾飞;其二是互联网开始流行。

  一方面,入世带来的经济效应让上一波完成原始积累的富豪,财富飞速增值,而在这个食物链的下游,也有无数国人尝到了财富自由的滋味。

  另一方面,互联网造就了张朝阳、丁磊这些新贵,互联网开始发芽,并逐渐侵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马云、马化腾、李彦宏们随后爆发,BAT霸业初成。

  【2008年、2012年】

  事情在2008年之后起了很大的变化,无数的屌丝青年突然发现,逆袭越来越难。

  这一年,汶川地震、北京奥运、经济危机的发生,让国家加强了对宏观经济和整个社会的控制,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走到了一个拐点,整个经济领域都缺乏新引擎。

  一方面是国企的收益相对稳固,成为海归择业的首选之地;另一方面民间经济的活力开始下降,外企和小型民企日子越过越紧,风光不再。

  我身边的社会精英,则在房贷、教育、医疗这三座大山的压力之下,结结实实感受到生活之重。

  更要命的是,职场上留给刚毕业小鲜肉的机会也越来越少,原因也很简单,起点已经明显不再公平。

  这一代年轻人遇到的新问题就在于,他们的父辈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浮沉,已经进入了不同阶层,当子女辈进入职场之后,父荫和家族的提携,直接决定了自己在职场中的起点和未来。拼爹已经不是公务部门的个别现象,而是泛滥至外企和民企的普遍现象。

  换而言之,普遍存在的起点不公平,使得高考(科举),已经不再是阶层流通的显性通道。

  实话实说,2008年之后毕业的大学生是很苦逼的。一方面,北上广深的房价高企,很难想象这些年轻人能够靠自己的工资解决房贷;另一方面,缺乏上升的想象空间,也会让年轻人觉得比较苦闷,没有盼头。

  以致到2012年,一个名叫“屌丝”的网络脏词席卷中国,这当然是一种自嘲,承认自己无力回天,认命式自娱,回应这个缺乏光荣与梦想的时代。

  2012也是换届之年,政治驱动下的中国经济迎来契机。一方面国有企业的地位得到了加强,对于执政者来说,自己掌控的经济底盘更加稳固;另一方面,在技术和监管上完成对互联网信息的绝对掌控后,可以坐收互联网的经济红利,遂有总理一而再,再而三出台各种利好,鼓励全民创业之举。

  很多年以后,我们回顾2012,会发现无数公司是在这一年奠定了自己的霸业。无论是前面提到的滴滴、美团、今日头条,还是雷军的小米,都是在这一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伴随着这一轮的财富效应或曰“风口”,屌丝们终于有了喘息的机会,前方看到了一丝亮色。

  当高考不再成为唯一的阶层上升通道时,另一道大门被打开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通道,是一个纯粹市场化,起点也很公平的崭新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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