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22年1月16日，离春节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了。童年过春节时的一些事情，就又从记忆深处浮现出来。
穿新衣
穿新衣是儿时过春节最看重的一件事情。
只是在那个“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年代里，我所穿的所谓新衣，只不过是哥哥穿旧后再洗洗，再在夹层里续上点旧棉花加工而成的。
但也很兴奋，很珍惜。
母亲能将这样的“新棉衣”的功能最大化——来年开春，把棉衣拆开，取出夹层的棉花，就做成了适应春季气候的“夹衣”；夏天呢，就再把夹衣的“里子”拆掉，这样就变成单衣了。
直到衣服被磨出许多窟窿，实在不能再做成衣服穿了，母亲就将它派上别的用场：细心用剪子剪开，铺在平整的木板上，再用面粉熬成的浆糊一层层粘住，这道工序在我们那里叫做“打确子”，至于是不是这个“确”，以及为什么取这个名字，我至今也弄不明白。等一层层旧布碎布在木板上粘牢晾干后，就揭下来，用来纳鞋底，或者作为里衬来做鞋帮。
吃饺子
吃饺子更是一件值得兴奋的事情。
那时一年内能吃上饺子的机会，唯有春节的那天早晨了。
包饺子的面粉，是用少部分麦面，再加上玉米面甚至红薯面掺和而成的。
饺子馅呢？记得多少年都是用白菜，里面滴上点豆油。
也有饺子馅质量好的时候，那是母亲提前让姐姐用家养的母鸡下的鸡蛋拿到集市上卖了，然后再买回一市斤左右的猪肉。那时家家如果买猪肉，都央求卖肉的给割点肥的，好回家炼成猪油。记得有些老年人在街头巷尾闲聊，有的就说，你看人家谁谁谁家，买的猪肉有二指宽的肥肉膘子哩！听者大都羡慕地随声迎合，啧啧称赞。
这样的猪肉买回来，首先炼油，然后将油放在瓷罐里，油渣则单独放在煎饼上晾干。除夕夜包水饺时，取出点油渣剁碎，然后用汤匙舀点猪油，一起放到白菜馅里。内容这样诱人的水饺，往往母亲、哥哥和姐姐在包，我就在旁边咽口水。
每次包水饺，姐姐还总忘不了洗几个面值一分钱的“钢镚儿”放到水饺里，说谁吃到谁就有福。
这样的水饺能放开肚皮吃吗？想得美！
水饺煮熟后，母亲掌勺分配，全家人无论老幼，一人一碗。
碗是一般的粗瓷黑碗。水饺个头比现在超市卖的“湾仔码头”、“思念”等稍微大些，每碗大约盛十五、六个左右。
印象深刻的是，虽然我也分得一碗，但母亲、哥哥和姐姐总是都从自己的碗里给我夹上几个。
当时没往深处想，及至长大懂事后，想起来心里就酸酸的。
放爆竹
爆竹爆炸后产生的火药的幽香，会让年味更足。
记得儿时放的爆竹中，有一种叫“两响”，后来还听说有比较文明的称谓，叫“二踢脚”。
放那种爆竹，是需要一些勇气的。
因为一般要用左手的拇指和食指，把爆竹上端捏在手里，右手拿香点燃。燃放后下端在手下爆炸，“砰”的一声，由此产生的冲击力将上端送到空中，然后“啪”的一声爆炸开来。
这种操作的技术难度，在于两个手指捏爆竹时的力度。捏松了不但事先容易掉在地上，即使爆炸后，也可能被震落在地；捏紧了呢？就很可能在手下爆炸，这是最危险的——小村里每年都有几个小伙伴放“两响”时，手被炸得鲜血淋漓。
我生来就胆小，小伙伴在放“两响”时，我一般都离开几步，且下意识地用双手把耳朵捂起来，因此往往引来几声讥笑。
有一次实在忍不住了，我就无师自通地找来一堆干树叶和树枝，点燃后再把“两响”扔进去，反正就时为了听个响声，在哪里响不一样听？
可说来也巧，一个“两响”在火堆中爆炸后，不偏不倚地飞到十几米处踢毽子的几个小女孩脚下爆炸，把其中一个邻居女孩的新棉裤裤脚炸得棉花外露。
结果可想而知，她窦娥般哭哭啼啼到我家告状，母亲把我关在家里，一天没让出门。
拜年
国人爱讲仪式感，城市农村古往今来皆是如此。
过年就更不用说了。吃完饺子后，大家成群结队、兴致勃勃地互相拜年。
后来发现，那时接受乡亲拜年最多的，一是家里有人在外面当干部或者有其他“公家人”的，再就是大队和小队干部家。
当然，也有按照辈分，循规蹈矩依次拜年的，只是这种人比较少就是了。
我和几个小伙伴则没有考虑那么多，一般是哪家热闹去哪家；更主要的是，相互间都打听哪家会给糖果，如果发现有这样的家庭，大家一般会争先恐后，蜂拥而至。
记得有一年，我和要好的小伙伴听说村后有一位老者，对拜年的小孩发花生，我们激动万分，要知道那时被称作“果子”的花生，是平时很难吃到的稀罕物呢。
于是就相约而去。只见这个独居老人端坐炕沿，对撅起屁股磕头后的小孩，每人手里都塞几粒花生，动作极庄重，极严肃。
几粒哪够解馋？
于是我们出来后接着返回，进出数次，直到看见那位老者盛花生的竹筐见底，方才意犹未尽地给这次拜年划上句号。
回家拿出“果子”向母亲炫耀，她苦笑不得：“你呀你呀，按照街坊辈，你还是他的长辈呢！”
我才懒得管什么辈分哩，只有香喷喷的“果子”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