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归园田居》其三，是陶渊明的名作，本无需多言。然近来偶尔见到学者以此诗为例，证明陶渊明疏懒不通农事，且这种看法渐渐流行，不免哑然失笑。这首诗与陶渊明其他描写田园生活的作品一样，写农事真切，而情思深广，真如苏轼所言，非老于农事者不能道也，不宜别作他解。这里不揣浅陋，愿稍作分疏，代闲静少言的陶公辨白几句。
全诗既是发挥典故，也是写实。就用典讲，《汉书•杨恽传》载杨氏诗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这是种豆南山表达隐逸之志的出典所在。但《归园田居》其三同样写实，有虚有实，切古切今，所以既踏实又高妙。
所谓写实，首二句尤其需要讨论。大豆本来是北方的农作物，过去的农业学者曾以为“粟、麦、豆北方所产，两汉时期固尚未传入南方，所以南方的农业生产比较单纯，只靠水稻一项”（唐启宇《中国农史稿》，农业出版社1985年，第248页）。但王子今教授依据长沙走马楼竹简发现，三国时期，长沙地区豆类作物的种植已经相当普遍，以致政府已经征收“豆租”“大豆租”，并以豆为重要的仓储粮食。可见到陶渊明时代，豆类种植在南方普及至少已有一两百年之久，其栽种方式，自当为人所熟知。如果以为豆类在陶渊明时代才刚传入南方（如郭文韬《中国大豆栽培史》，河海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2页），那陶渊明种不好豆子似乎可以理解，但事实并非如此。
可为什么“草盛豆苗稀”呢？这不是陶渊明随性与懒散的证据吗？如果我们看豆类作物的栽培方式，就可以知道这样的理解厚诬古人了。邓小军教授早就解释过这个问题，说大豆植株需要较大空间才能长得茂盛，豆荚里的豆子才能长得饱满、硕大；豆苗一时被草掩盖，是农田常事，没有关系，只要去锄草，就没有草了。此外，还可略作补充。《归园田居》其一云“开荒南野际”，可见南山下这块地当是新开垦的土地。《齐民要术》特别强调过种豆“地不求熟”，也就是种豆更适宜在新开垦的土地上。开荒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要放火烧去草木，要把树根全都刨出来，但因为过去草木茂盛，这种土地的肥力往往不适合种庄稼，此时豆科植物就能派上用场了。因为豆科植物的根有固氮作用，可以增加土壤的肥力，等种上几年豆子，新地变熟变肥，就可以再种其他农作物。看来，陶渊明也像其他农夫一样明白这个道理，才在南山下种豆。因此，“种豆南山下”正是对陶渊明精通农业的认证。
新开垦的土地中杂草的残根和草籽本来就多，豆苗又行距稀疏，野草有充分的生长空间，而杂草、野草的生长速度从来都比庄稼快，结果会如何呢？农夫们一个不留神，杂草就会盖过庄稼。所以，“草盛豆苗稀”是对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同样也是陶渊明很懂种豆的证明。陶公自述勤苦垦荒的诗作，反而成了后人口中懒散的表征，以他的性格，一定会一笑置之。
陶渊明勤于农事、精于农事，但终究是士大夫而不是纯然一老农，其诗歌更有深广之妙趣。细读《归园田居》其三，种豆在远远的南山之下，晨出夜归，春寒触人，生活诚不易，难得的却是诗人所抉发、所蕴蓄其中的浓浓诗意。“带月荷锄”之美，寻常雅士无法领略，真正的山野乡农即便领略也写不出来。有月色之美，诗歌也不避“夕露沾衣”之苦，苦乐相生，其味愈长。除了安于乡野且诗心醇厚的陶渊明，还有谁能写出这样的诗意呢？
此外，诗人不以“沾衣”为苦，也不以不惜沾衣为高，清真旷远，毫无修饰作态的毛病，而是从容自然，可以想见其人之自爱、自信、自得。这跟孔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以及颜回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可谓风神相同。
再有，诗歌简远，意在言外。种豆，说明常苦饥，需备荒。家里贫困缺乏人工，没有那么多仆僮，所以才亲力耕种。天未明而即出，月已出而始归，来往南山之田，可谓长路漫漫。诗人并不唠叨自己的辛苦，但辛苦可想而知。诗歌并不写耕作的场景，而只于“归”字落笔。归来时既晚且寒，可见回归田园，岂易言哉？但诸般辛苦皆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而已，不必滔滔自述自夸。不但于平淡中见诗意，而且于平淡后见深醇旷达，可谓韵深味长。以含蓄浑厚的风格言，后人效法陶渊明的不少，但以境界而论，能企及者极罕见，诚有其宜。这是陶诗超出诗而关乎人的地方。
顾随先生讲：“陶之田园诗是本之心灵经验写出其最高理想，如其‘种豆南山下’一首。（中略）明明说草、说锄、说月，都是物，而其写物，是所以明心。”苏轼曾经说：“览渊明此诗，相与太息。噫嘻，以夕露沾衣之故，而犯所愧者多矣！”东坡所愧，我们何尝不然？噫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