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教育界公认：蔡元培是20世纪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据胡适等人文章)。他的很大成功，乃是来自他的性格，和机遇。
蔡元培(1868—1940)性格属于和谐型(the mediator)。
(一)外圆内方，不肯苟同；遇关键问题，则决不放弃原则；
(二)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宽厚容忍；严于律己宽于待人；
(三)坚持学术自由，以培养个性为教育的天职；
(四)努力做理想主义的实干家；
(五)倡言“劳工神圣”，提倡脑力和体力劳动皆自食其力；
(六)提倡新道德，实践“以美育代宗教”
(七)求知欲强、终生好学不倦；他从探讨学问，继承发扬了文明古国的最好的精神。
下面据古代资料和已发表的回忆录、访谈录，摘引一些实例。
(一)外圆内方，不肯苟同
蔡元培先生自述：“孓民之宽厚，为其父之遗传性。其不苟不妄言，则得诸母教也。”
《蔡元培先生纪念集》载：先生平常性情温和，如冬日之可爱，无疾言厉色。处世接物，恬淡从容。无论遇达官贵人或引车卖浆之流，态度如一。但一遇大事，则刚强之性立见，发言作文，不肯苟同。蔡元培说：“主张学术研究自由，可是并不主张假借学术的名义，作任何违背真理的宣传，不只是不主张，而且反对。”
陈独秀悼念蔡元培写道：“一般地说来，蔡先生乃是一位无可不可的老好人；然有时有关大节的事或是他已下决心的事，都很倔强地坚持着，不能通融，虽然态度还很温和；这是他老先生令人佩服的第一点。”
冯友兰说： “1922年，蔡先生以北大校长的资格到欧洲和美洲参观调查，当时，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院学习。我们到纽约的码头上迎接蔡先生。只见他仍然是一介寒儒，书生本色，没有带秘书，也没有带随从人员，那么大年纪了，还是像一个老留学生，一个人独往独来。他不惊动驻纽约的中国领事，也不惊动驻华盛顿的中国使馆的外交人员，住在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小旅馆内，和同学们在一起。”
(二)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宽厚容忍
柳亚子说：“蔡先生一生和平敦厚，蔼然使人如坐春风。”
刘海粟对蔡元培的印象是：“他的声音很温和，说话极有条理。眼角上的浅纹在闪动着，从眉心的皱纹看来，他不但经历过风霜，而且爱好思索。”
蒋梦麟在《苦难与风流》中写道，蔡元培主持北大时，“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背后拖着长辫，心里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谈。”
新潮社的骨干杨振声回忆说：“可能有一些学生正埋头阅读《文选》中李善那些字体极小的评注，而窗外另一些学生却在大声地朗读拜伦的诗歌。在房间的某个角落，一些学生可能会因古典桐城学派的优美散文而不住点头称道，而在另一个角落，其他几个学生则可能正讨论娜拉离家后会如何样生活。”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思想风格在同一处交错重叠，兼容并包。
蔡元培主张：“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教育的目的在于性格的培养。一切教育的最后目的是形成人格。”
蔡元培最大的贡献，是提出并实践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陈独秀写道：“自戊戌政变以来，蔡先生自己常常倾向于新的进步运动，然而他在任北大校长时，对于守旧的陈汉章、黄侃，甚至主张清帝复辟的辜鸿铭，参与洪宪运动的刘师培，都因他们学问可为人师而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属罕有；这是他老先生更可令人佩服的。”
(三)以培养人格为教育的天职
“兼容并包”的前提是自身的独立，而独立的支柱点则是人格的完整。所以，蔡元培特别关注大学教育对人格的培养。1917年1月9日，他在北大的就职演说中谈到：“诸君为大学生，地位甚高，肩负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唯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辱，更何足以感人。”大学是精英的圣地，是孜孜不倦地探求真理的人们的一个栖居在所。当时还是一名普通学生的罗家伦，后来回忆听到蔡元培先生讲话时的感觉说：“那深邃、无畏而又强烈震撼人们心灵深处的声音驱散了北京上空密布的乌云，它不仅赋予了北京大学一个新的灵魂，而且激励了全国的青年。”
把人格的培养当作大学教育的最后目的，在当时的中国看起来有些迂阔，但这恰恰是大学的真义所在。蔡元培多次说：“人言有良社会斯有良大学，吾谓有良大学斯有良社会。”
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社会道德的沦丧，是人心的死灭，所以大学有责任去扭转这种趋向。培养健全的人格，甚至比第一流的研究成果还要主要。在蔡元培先生看来，道德教育是国民教育之根本，一个民族的道德水平才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内容。
(四)努力做理想主义的实干家
蔡元培既是一个理想主义气质很浓重的人，又是一个实干家。他采取了种种措施，让自己的理念在北大得以贯彻下去。
1916年底蔡元培被内定为北京大学校长，还没有上任，文科学长的人选难以定夺。在留法同学汤尔和的家中，蔡元培首次见到《新青年》杂志。蔡元培原先在清末组织暗杀团时，就认识陈独秀。此刻，北大文科教授沈尹默也大力推荐陈。正巧陈独秀又到北京来募集资金，蔡元培、沈尹默等人便登门拜访，邀请陈独秀到北京大学任职。那时，陈独秀白天四出活动，晚间看戏，睡得晚，起得迟。“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陈独秀)，有时来得很早，……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个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论资排辈的话，蔡是二甲进士出身的翰林，曾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陈不过是秀才出身。蔡校长礼贤下士的风度令人敬佩，独具慧眼，相中了这位《新青年》的主编。蔡元培说，他聘请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以后，“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 蔡元培维护了新派人物，施展他们的才干，共同改革北京大学。
(五)倡言“劳工神圣”，自食其力
1918年11月16日为庆祝协约国胜利的讲演会上，蔡元培发表了题为《劳工神圣》的演说：“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是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并反复陈述，“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我们不要羡慕那凭藉遗产的纨绔儿!不要羡慕那卖国营私的官吏!不要羡慕那克扣军饷的军官!不要羡慕那操纵票价的商人!不要羡慕那领干修的顾问咨议!不要羡慕那出售选票的议员!他们虽然奢侈点，但是良心上不及我们的平安多了!我们要认清我们的价值!劳工神圣!”蔡元培对于民间力量充满信心，他满怀激情地向世人宣告：“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
1919年8月蔡元培口述《传略》中说：“出劳力以造成有益社会之事物，无论所出为体力，为脑力，皆所谓劳工。故农、工、教育家、著述家，皆劳工也。商业中，惟消费公社，合于劳工之资格”，并再次强调“劳工当自尊，不当羡慕其他之不劳而获之寄物种”。
(六)提倡新道德，实践“以美育代宗教”
蔡元培力主“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当官僚、不做政客；不酗酒、不抽烟、不杀生”的八戒进德会。
在他的教导感化之下，一扫满清京师大学堂以来的封建官僚腐败习气；脱胎换骨、风貌一新。五四运动前后，北京大学成为了“民主与科学”的堡垒，新文化运动的摇篮。
蔡元培非常重视美育，认为美育能陶冶人的品格，打破人我之成见，“教育家欲由现象世界而引以到达实体世界之观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 他谆谆告诫教育者，“教育乃养成人格之事业也。使仅仅为灌注知识，练习技能之作用，而不贯之以理想，则是机械之教育，非所以施以人类也。”教育就在于使人走出种种奴化状态，培养受教育者当作“人”的独立人格、自由意志，开发其潜在的能力，达到人性在“德、智、体、美”诸方面和谐的发展。可见，蔡元培的群性与个性和谐发展，以达到“完全人格”的境界，乃是一种自由的美的境界。
(七)求知欲强、终生好学不倦
蔡元培从小就勤奋好学，刻苦钻研。虽然家里很贫穷，但小元培从没放弃读书的念头，不断地寻找读书的机会，作客、游玩的活动他都很少参加，把时间都花在学习上。蔡元培读书时十分专心。一心一意，不被外界事物所打扰。
有一次，他正在楼上读书，楼下失火了，他一点也没感觉到，还在聚精会神地学习。直到有人记起来他还在楼上，连忙去救，他才脱离了危险。有一年夏天，蔡元培在夜里读书，蚊子特别多，蔡元培找来一只坛子，把自己的两条腿伸进去，坛口再捂上报纸，这样，蚊子就叮不上了。这些都是他勤学的一段段佳话啊!
蔡元培自述：“从十余岁起，读到现在，将满六十年了……几年没有一天不读书”。
蔡元培学贯中西。他是前清的进士，后来到德国和法国留学多年。这些经历，加上他不懈的思考和若谷的胸怀，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办学思想。他的学生傅斯年说：“蔡元培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文化，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此两种文化，具其一难，兼备尤不可觏。……”
蔡元培又说：我们读学者的著作，可以得到两种利益:一是得到他的知识；二是得到他的方法。从前小说家曾虚构一个故事，说是吕洞宾的手指头，非常奇怪，有“点石成金”的本领。吕洞宾遇一个人，要点一块石头为金送他；那人不要这块金子，说是要吕洞宾的“点石成金”的指头。我们学得知识，乃为金子，学得方法，乃为“点石成金”的指头。自然是方法更主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