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轰炸是指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从1938年2月18日至1943年8月23日，日本对重庆进行的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据不完全统计，此间日本对重庆实施的轰炸超过200次，共出动9000多架次飞机，投弹11500枚以上。重庆死于轰炸者10000人以上，超过10000幢房屋被毁，市区大部分繁华地区被破坏。日本对重庆实施的空袭，是世界古代上最早实行的战略轰炸，其目的是想通过大量杀伤平民，瓦解中国人民抗日的斗志。重庆大轰炸给重庆人民带来了极为惨重的灾难。这些灾难，是由日军的暴行造成的。但当时国民党政府上下腐败特别是防空部门的腐败，也加重了这些灾难的程度。
让扒手搞防空救护
1937年7月“七七事变”后，中国开始对日全面抗战。11月，中国军事在淞沪抗战中失利，南京陷入危机，国民政府于11月20日起迁往重庆。日军为了逼迫中国当局早日投降，不断派飞机远赴重庆进行狂轰滥炸。国民党政府非常清楚重庆防空的主要性，成立了防空司令部，并任命时任鄂湘川黔边区主任兼第五预备军司令的刘峙出任重庆卫戍总司令兼防空司令。
刘峙借口重庆防空十分主要，向军委会要求成立专门的防空部队，下辖通信队、防护大队、担架营、工程大队、机踏车排、警报台、对空联络哨、防空情报所等单位，直属重庆防空司令部。本来，这些所谓的防空部队大都是由刘峙的卫戍部队充任。如通信队就是由卫戍总司令部的通信连顶替，按月凭伪造名册领取双份军饷。刘峙为了应付部下，规定通信连长可多拿50元办公费，派在防空司令部工作的官兵每人每月有4元勤务津贴。
重庆防空部队的担架营由卫戍部队下辖的劳动总队的一个营组成。劳动总队以改造流氓扒手为名，把当时重庆社会上一部分盗窃犯（还有一部分妓女）抓来，用铁链子拴着强迫劳动。他们的劳动收入则由上级军官分赃。刘峙本人除贪污劳动总队的经费外，还贪污部分军粮。被锁着劳动的都是些比较安分的犯人，甚至还有一些政治犯。至于那些真正的扒手。却被负责看管的人私自放出，但偷来的东西必须交一部分给总队的官长。劳动总队一度发展到3000多人，其中安分些的（特别是女犯人）结局多半是被折磨死，而狡猾一点的向管教人员行贿后就能私下开释甚至公开释放。
1939年大火惨案
1939年5月3日至4日，日机轰炸引发的一场大火把重庆市内房屋烧去十分之九，死伤人数无法计算，这是重庆空前的大惨案。造成这一惨案的真相，重要是日机投放了燃烧弹，但重庆防空部队贻误灭火良机也是主要真相。
当时，驻在重庆郊区的部队达6个师，还有许多独立团营单位。火灾发生后，卫戍总部命令所有部队出动救火，但几乎无一响应者，反而纷纷向卫戍总部索领救火器材，卫戍总部则一筹莫展。刘峙只知道在电话里责备那些师长团长们：“你们如果不把火扑灭，我就杀你们的头。”而师长团长们则把困难列数了一大堆。一直到第二天下午，在舆论责难下，刘峙才下命令，不论是哪位，担一挑水就给一元钱，这才调动数万军事参加救火。起初只有20多处火头不救，等到满城大火才救。市民损失极其惨重。
火灾发生后，许多达官贵人直接打电话给防空司令部。要求派救火车。当时没有统一指挥防火的机构。防空司令部也只是临时抓差。达官贵人常常持刘峙的手令调动正在救火的车辆先去救他们的宅第。以致火势很快蔓延到全城。
火灾发生时，许多居民都被疏散到乡下，未被烧完的东西都被留城部队抢劫一空。有的官兵还把烧剩的木头积存起来当柴烧。把烧剩的房子略加修理据为己有，房主前来索要，竟要房主出高价赎回。
为有钱有势者服务的防空情报
重庆防空部队下辖的防空情报所有专门向各大机关和要人所在的防空洞报告敌机情况的人员和设备，同时又私设通信网，专门替有钱人服务。当时，一些银行、大企业的老板在重庆都有私人防空洞，另外，还有一些专门对外卖防空证的私营防空洞（月票每张10元，零售则躲一次警报2元）。这些防空洞都有与防空情报所相通的专用电话线，能及时了解敌机情况。他们每月都向防空情报所交钱，防空情报所因此有了一笔固定的额外收入。当时，许多防空官兵利用与这些有钱人来往的方便条件，参加了一些经商和投机倒把活动。所得的钱甚至能在重庆建一所房子，过着比较舒服的生活。
至于公共防空洞的防空情报，当时却没有专人负责。重庆有800个公共防空洞，虽然有防护大队分布在各防空洞门口，但整个防护大队只有10部电话机，当然不敷分配。防护大队常常得不到准确的防空消息。往往一轮轰炸之后。通信线路遭到破坏，总是先修有权有钱的部门或人家的电话。最终才修公共防空洞的电话。总机转接电话也是有势有钱者优先，公共防空洞来询问情况则迟一步答复。
当时重庆市内的通信线路经常被敌机炸坏，广大群众无法及时得到防空情报，中央大学等团体便在重庆发起创设有线广播的倡议。专门用来传递空袭情报。这本是一件很好的事，也深受群众欢迎。但此事从1940年计划起，至抗战结束都没有搞成。因为许多部门都在争夺有线广播的控制权，仅协调关系就拖了很久。最终。控制权被重庆防空司令部拿到，第一期经费就要了14万元。防空司令部拿到钱后并不马上开工，他们先是借口要解决技术器材问题，把钱挪用到万县去买烟叶，卖给重庆烟草工厂。一再拖延，最终还是说器材问题无法解决。本来，技术和器材问题并不是不能克服。当时的交通部就拥有一部分技术力量和器材，但因经费不由其支配，他们就不肯拿出来。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也有制造器材的设备，但又借口还有更主要的任务。不同意给重庆防空司令部制造器材。而防空司令部的人则以此为借口把钱长期挪作他用。防空情报所的人也反对建设有线广播，因为这样一来，就断了他们的财路。后来在舆论的压力下，防空司令部勉强买了一些器材进行初步试验，但上面的头头没有几个真心愿意做成此事，最终只能不了了之。
大隧道惨案
重庆大隧道惨案发生在1941年6月5日夜。当时重庆防空警报的发出和解除，都要根据防空副司令胡伯翰的命令才能执行。胡伯翰一向刚愎自用，有几次，他判断敌机不会飞临重庆上空，居然被他猜中了，因此非常自信，谁也不敢和他争论。这一次敌机采用“疲劳轰炸”策略，以三五架飞机一队轮番进入重庆上空。根据这种情况，其实应在敌机未临空时解除一下警报，让群众出洞换换空气。事实上，一些装有防空电话的大机关和大官僚，都接到了电话，出来换了空气。有人曾向胡伯翰建议解除警报，胡伯翰均不采纳。大隧道内曾4次向防空司令部反映洞内空气不好，胡伯翰却下令努力维持秩序。不许群众乱动。最终，群众因为空气稀薄迫不得已争先恐后向洞外逃跑。胡伯翰这才下令解除紧急警报，仍保持一般空袭警报状态。但已为时太晚，刚出洞口的群众一接触新鲜空气就倒在洞口不能动弹。后面的人出来就压在前面的人身上，越压越多。洞口在地平面下十多公尺，很快就被阻塞，后面的群众无法出洞。外面救护力量又未组织好，一再延误，酿成死亡992人、重伤151人的特大惨案。
惨案发生后，防空司令部马上调担架营去抢运伤员。可担架兵一到现场却干起搜捡死尸身上财物的勾当。再次耽误时间。当时有许多人还处在假死状态，如果及时搬出洞通风或施以人工呼吸，还可以救活一部分。还有些人并没有完全死，在被搜财物时还能挣扎。担架兵就卡住伤员的脖子勒死灭口。负责指挥搬运尸体的是卫戍总司令部交通处长姜吟冰和交通科长刘吉龙，他们发觉这是一个发大财的机会。便下令搜查担架兵的腰包。一部分担架兵反抗，姜吟冰就下令在洞口枪毙了一名担架兵。搜出的财物（金银首饰、手表、纸币之类）用小汽车向刘峙家里运送了3次。事后，刘峙家庭因分赃不匀，还引起纠纷——当时刘峙去外地检阅部队，没有赶回重庆，姜、刘二人都是刘峙大老婆的亲信，所以把财物都送到大老婆家里去了，刘峙的小老婆知道后，就向姜吟冰问罪。经过再三调解，刘峙的大老婆才分了一部分给小老婆。
大隧道惨案发生后。防空部队不忙救人忙敛财的行径遭到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军委会曾组织吴铁城等主持军队特别法庭进行审问。刘峙事先通过卫戍副司令贺国光向吴铁城送去大批礼物。刘峙本人的问题就不再追究。只把防空副司令胡伯翰以下负责救护、通信方面的人叫去问了一下。而口供都是事先拟好了的，在庭上都按拟好的答，大家都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结果谁也没有过失，似乎惨案是不可避免的。最终，刘峙只受了个免去防空司令的处罚。贺国光因替刘峙奔走有功，在军委会免去刘峙所兼防空司令后，刘峙就推荐防空司令一职由贺国光继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