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1882年4月5日－1913年3月22日），字钝初，号渔父，汉族，湖南常德市桃源人。中国“宪政之父”，与黄兴、孙中山并称，主持首次改组国民党。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中华民国的重要缔造者，民国初期第一位倡导内阁制的政治家。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唐绍仪内阁的农林部总长，国民党的重要筹建人。1913年被暗杀于上海，终年三十一岁。
1912年3月20日晚十点，在黄兴、于右任等人的陪同下，宋教仁来到沪宁火车站准备北上。
当他们快走到检票处时，斜刺里突然窜出一条黑影。说时迟、那时快，只听“砰”地一声枪响，走在队伍前面的宋教仁表情痛苦，他扶着身边的铁栅栏，忍着痛叫道：“我中枪了！”
等同伴们找来汽车送他去医院时，血已经流了一地。经医生检查，宋教仁是背后中枪，子弹斜穿到腰部，肾脏、大肠均被击中。更可怕的是，这颗子弹上竟然有毒！
毫无疑问，这是一桩精心策划的政治暗杀，目的就是要致宋教仁于死地。
捱到3月22日凌晨四点，在黄兴、于右任等人的围侍下，宋教仁终于在辗转苦痛中气绝而亡，年仅32岁。临终前，宋教仁双目直视不瞑，双拳紧握不张，眼框中尚有泪珠，足见他对这个美好的世界是何等的眷恋和不舍。
谁是杀害宋教仁的幕后元凶？
第一个怀疑对象当然非袁世凯莫属，因为他有太多理由要杀宋教仁。袁世凯曾经很欣赏宋教仁，并试图将他拉进自己的队伍中。据说，宋教仁回湖南省亲时，袁世凯曾赠予其50万元的交通银行支票，让宋随意支用，可后者除用了二三百元外，其他一概未动。宋教仁身上西服早已敝旧，袁世凯亲自为其订做新装，连尺码都量得非常准确，足见其用心良苦。
可惜的是，在袁世凯的亲善与拉拢下，宋教仁却是如此“不识抬举”。他在各地演说中毫不忌讳地攻击袁世凯政府并言动一时，由此引起老袁的恼恨，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如今，国民党在选举中获胜，宋教仁即将成为一个难以对付的对手，袁世凯怎能不萌生杀意？
令人无语的是，宋教仁临终前还请黄兴代笔致电袁世凯，向其报告被刺经过后说：“窃思受任以来，束身自爱，从未结怨于私人。如今国本未固，民福不增，遽而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
临死之人，期望殷殷，章士钊说他是“至死不悟”，闻者何尝不令人心酸？
而袁世凯得知宋教仁被刺消息后，也是十分惊诧。其随即致电江苏都督程德全，要求迅速缉拿凶犯，按法严办，以维国纪。宋教仁身亡的凶讯传来后，袁世凯发布命令，要求国务院从优议恤，并称：“前农林总长宋教仁，奔走国事，缔造共和，厥功至伟。……民国新建，人才难得，该凶犯胆敢于众目睽睽之地狙击勋良，该管巡警并未当场缉拿致被逃逸，阅电殊堪发指。凡我国民，同深怆恻。”
就当时而言，还不能认定袁大总统就是幕后凶手。道理很简单，在国会选举结束的敏感时期将宋教仁刺死，袁世凯的嫌疑无疑是最大的，若按他通常的办事手段，恐怕不至于出此下策。由此，国民党人虽然心中怀疑，但至少表面上没有表露出来。
此外，革命党人陈其美在宋案中的影子似乎无处不在，但目前又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其到底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二次革命”期间，上海检察厅的很多原始档案都被陈其美所部有意捣毁，原因更是难以查明。也许冥冥中只有天意，擅长暗杀的陈其美最终也在1916年被人暗杀，而这次的主使人不是别人，正是辛亥年所收部下、同为帮会人物的张宗昌。
最不可思议的是，目前绝大多数的古代书，不管是正史还是野史，甚至是古代小说，都异口同声地断定袁世凯是宋教仁被刺杀的幕后元凶，随后他又杀了武士英、杀了应桂馨、杀了赵秉钧，临死前的那个月还派人刺杀了陈其美。倘若洪述祖早一点被抓被杀，估计也得算在袁世凯的头上。
黄兴曾在宋案后激愤地说：“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但如《论语》中说，“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认定袁世凯是杀人元凶，只因为袁是个称帝复辟的坏人，所以古代便可以不顾证据的鉴别与详情的推敲，只管将屎盆子一股脑儿扣在袁世凯的头上，这又是何等荒唐可笑与不负责任。
跟随袁世凯多年的机要秘书、于民初秘闻多有了解的张一麟曾对宋案有过一评语，曰：“宋案之始，洪述祖自告奋勇谓能毁之。袁以为毁其名而已，洪即唆使武刺宋以索巨金，遂酿巨祸。袁亦无以自白。小人之不可与谋也，如是。”
这段话简短有力，或许是离“宋案”最近的原因了。
当作宋教仁的好友，于右任为雕像撰写的铭文可谓惨烈沉痛。但到底是哪位杀了宋教仁，众多史书，众说纷纭，至少到现在为止，不得不遗憾地说，宋教仁被刺一案仍旧是个谜。于右任先生在铭文中“勒之空山、期之良史”的愿望，至今都没有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