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19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中美建交，不仅改善了两国的外在环境，也改变了亚太及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对国际关系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事实上，美国总统尼克松在1972年2月就正式访华，打破了中美两国间长达20多年的坚冰。那么，中美为什么在尼克松访华7年后才建交？
1979年1月1日，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左）举行招待会，庆祝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同伍德科克在招待会上祝酒。（新华社）
尼克松访华7年后建交
尽管在1970年初美国国务院筹划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同时，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通过巴基斯坦渠道与北京建立了谜团联络，但白宫仍然缺乏具体可实施的政策。
1971年初以来，中国在外交舞台上展现出灵活而积极的姿态，并很快被美国国务院察觉。4月初，国务卿罗杰斯和副国务卿理查德森，区别向尼克松和基辛格汇报了从1969年10月份以来中国的建交情况、对外经济援助，以及与英国、日本、东欧国家关系的新发展，并指出：“有迹象表明，中国的外交攻势正变得愈发强力，加强了灵活性，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果不其然，1971年4月7日，毛主席作出决定，邀请在日本东京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中国领导人的突然之举出乎美方意料。理查德森向基辛格分析道：这是新中国自1949年成立以来，第一次向美国运动队发出的热诚邀请。从发出邀请的时间来看，这恰好是在北京开始允许越来越多的外国访问者进入中国和美国在3月15日宣布取消旅华限制之后。
接下来，基辛格在1971年7月谜团北京之行中对周恩来作出的承诺：政治上，承诺尼克松总统在访华时申明，美国承认台湾属于中国，并且在总统大选之后正式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1972年2月访华时，尼克松对周恩来说：“基辛格博士以前在这里表达了我们对5点原则的赞同。我完全同意这些原则，并且总理可以相信我们在其他问题上所说的话。”
尼克松时期，白宫绕行国务院，以十分机密的方式与中国领导人协定的外交模式，又为其后的总统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所继承。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通过谜团外交，美国总统以个人身份向中方领导人作出承诺，可以获得中方的信任，在短期实现外交关系的突破，却难以获得美国国内各方的一致认可；可以暂时搁置矛盾，却不能解决长久的问题；可以绕开反对派，却难以逃避反对力量的反弹。这也是中美迟至1979年建交的主要真相。
绕开国会的谜团谈判
1972年，毛主席主席与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横跨太平洋的握手，打破了中美关系冻结20多年的坚冰。然而，尚未来得及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尼克松就因“水门事件”提前下台。继任总统福特由于各种真相也未能实现中美关系的新突破。
在1977年7月7日的日记里，时任美国总统卡特在日记中这样记录了建交前自己承受的很大压力：“伍德科克（后出任美国首任驻华大使）和国务卿万斯来到白宫，我告诉他们要与中国正式建交的决定。伍德科克一周以后就要去北京，我对他说，与中国建交是可行的，我要向所有美国人民说明这一点，并愿为这一决定承担所有政治责任。”
1977年8月24日下午，邓小平复出刚刚一个多月，便会见了万斯，并向其全面阐述了中国的政策。他首先就国际局势和美苏关系批评美国的妥协政策，接着谈到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他指出：“我们多次说过，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有三个条件：废约、撤军、断交，按日本方式解决。老实说，按日本方式解决，这本身就是一个让步。我们也多次说过，中国人是有耐心的，如果你们美国人还需要台湾的话，我们也可以等一等。我曾讲过，事情要干干脆脆解决，何必拖泥带水！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别人不能干涉。”
1978年初，中美领导人就建交问题进行了一系列谜团谈判。出于保密考虑，卡特避开国会，甚至都没有让国务院插手，所有的信息都直接从白宫发往中国。
他在1978年8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国务卿万斯起誓要保守谜团。我决定不让国务院知道谈判详情，免得国会和公众知道以后会提出强烈反对。……大部分发给邓小平的建议和答复都是我和布热津斯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亲自起草，从白宫直接发给他。”
美国接受中国提出的三个基本条件
从1978年春天起，在卡特总统的安排下，布热津斯基逐渐取代万斯而成为美中会谈的主将。
1978年5月20日，布热津斯基奉命来华会见了中国外长黄华。与万斯不同，布热津斯基强调中美战略关系，以回应中国的“一条线”战略。第二天，当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他时，布热津斯基谈到了实质问题。他向邓小平表示，卡特总统现在愿意接受三个条件，但希望在美方做出期待纯属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得到和平解决的表示时，不会遭到中国的明显反驳，这样美国国内的困难将会容易解决。他说：“关起门来，只限在座的诸位听，我可以告诉你们，总统本人准备尽可能迅速而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无意人为地拖延下去。”“因此总统准备在国内负起政治责任来解决我们双方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他承认这是我们的责任，不是你们的问题。在双方关系中我们所依据的仍然是上海公报，仍然遵循只有一个中国的原则，台湾问题怎么解决，那是你们的事情。”但是他强调：“在断交之后，我们对台湾安全的承诺将继续。”关于三个原则，他郑重地说：“我奉命向你确认，美国将接受中国的三个基本条件。”
1978年7月5日，中美双方举行第一轮谈判。卡特指定美方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和副主任芮效俭参加谈判。中方是黄华外长、章文晋副外长等。美方提出了谈判的时间表：12月15日达成协议，1979年1月1日发表建交公报。
头四轮谈判，由于中美双方谈判策略不同，没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邓小平时刻关注着中美建交谈判的过程。1978年12月13日，他显然觉得到了该他亲自出马的时候了。他让外交部约见伍德科克。
新草案实际已经过双方讨论，只是“废约”的措词改为“终止”，所以中文翻译基本上是现成的。小平同志看了之后表示同意，但建议加上《上海公报》中有关反对霸权主义的一段，以“加重公报的分量”。
12月14日，伍德科克紧急约见邓小平，转达了美方同意重申反霸条款的建议，在公报草案中加进了这一段，交中方认可。
邓小平一锤定音
12月15日下午，伍德科克又要求见邓小平。伍德科克进入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时，表情凝重，仿佛遇到了大问题。他坐定后，第一句话是“奉总统指示，要向中方澄清一个问题”。接着他说，1979年一年不向台湾出售武器，并不意味以后也不出售。美方不会主动讲此事，但若有记者问，总统将不得不说明这一点。
邓小平反问：“难道正常化只管一年？”
对方无以对答。此刻大厅里一片寂静，空气仿佛凝结了。邓小平用火柴盒轻轻敲打茶几，仿佛要强调他说的话：“美国在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上是可以有所当作的，但要是继续卖武器给台湾的话，只会在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上设置障碍，最后可能导致武力解决。在中国和平统一方面，美国可以起相当的作用，至少不要起相反的作用。”他明确表示，如果卡特总统公开声明要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中方不会同意，也要立即表态。
“这件事如何办？就这样算了？”邓小平眼睛盯着伍德科克问。
最终，邓小平说：“我看这样吧，我们还是先避开不谈。但这事情没完，以后还要再谈。”
中美双方在座人员都长吁了一口气，伍德科克脸上露出了笑容，赶紧说：“好，好，谢谢副总理先生，我立即报告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