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四六二年，也就是宋孝武帝大明六年，祖冲之在自己的努力研究些编纂了新的历法。祖冲之打算拿着新的历法去皇上那里，希望皇上能够用这个新的历法。
富丽堂皇的宫廷里歌舞翩翩，乐声悠扬。宋孝武帝眯缝着两眼，欣赏着这优美的舞姿、缠绵的歌调，十分惬意。这时，一个谒者仆射(掌管引见臣下、传达使命的官员)来到了宋孝武帝面前: “启奏陛下，南徐州从事史祖冲之为改历一事求见。”祖冲之的名字宋孝武帝是知道的，懒洋洋地说:“传！”宋孝武帝接到祖冲之的《大明历》后，虽然没有说马上实行，但也没有当面驳回。他答应交给大臣们讨论讨论再说。
祖冲之只好回到家里等待。过了几天，宋孝武帝下诏正式讨论《大明历》。祖朔之（父亲）和祖冲之都参加了讨论。参加讨论的除了一些显要大臣外，还有一些掌管历法的官员。
宋武帝坐在皇帝宝座上，大臣分列两边，气势威严。
有个叫巢尚之的首先发言，他的官职是中书舍人(主管文书、起草诏令的官员)，也是宋孝武帝的亲信。他说:“陛下，以臣看来，祖冲之的《大明历》与何承天的《元嘉历》有两点大的不同：一是闰法的改革，《元嘉历》十九年设置七个闰年，而《大明历》三百九十一年设置一百四十四个闰年，克服了《元嘉历》中闰年太多的毛病，这可使节气误差缩小；二是首次把岁差引入天地，这更能精准的计算出恒星的位置。以臣之见，这两点都是难能可贵的，也是颇有道理的。并且，祖冲之还求出了精确的交点月日数，用此来推算和验证元嘉十三年、元嘉十四年、元嘉二十八年、大明三年的四次月食，分毫不差。而《元嘉历》就做不到这一点，两者比较，可见《大明历》之精密。请陛下采纳《大明历》吧!”
戴法兴急了，赶忙从班列中跨出一步说:“春秋秦汉到如今，哪一朝代不是如此，也没见何时出现错误，浅薄无知的祖冲之如何能随便乱改!其二，关于‘岁差’的说法就更加不合乎正道。古人云:‘日有恒度，而宿无改位’，古历都说冬至恒星在建星，而祖冲之竟说冬至恒星并不总在建星，每年都有改变。真是信口胡说，攻击上天，违反经书，狂妄到了如此的地步!”。群臣中有的人觉得戴法兴的话无道理，但惧怕戴法兴的权势，低着头不敢吭声。也有不少人伸长了脖子连连点头。
祖冲之压抑着自己，平静地说:“ 中郎将大人虽‘遍读古历’，但未见其中道理。”
“何以见得?”
祖冲之说:“十九年七闰虽然自 古如此，但确有错误。以臣测算，如按十九年七闰，每二百年就要差一天，，从秦汉到何承天的年代，冬至推后了三天，这是被事实证明了的。只是中郎将大人不曾留心罢了。”
祖冲之继续说:“何承天制定《元嘉历》时，虽然把冬至日移准了，但还是采用了十九年七闻的闻法，这免不了又要出现差错。《元嘉历》实行了十八年，已出现了破绽，臣已测出。关于岁差的原理，并非臣所首创，前人虞喜早有论述。下臣测算的结果证明，虞喜的论述是正确的。请问，《元嘉历>有错，为何不能改?”
戴法兴被驳得面红耳赤，蛮横地说:“日月星体的运行，不是你凡夫俗子所能测量的，一般的仪器都不准，你就是测量了，也不能算数。”祖冲之激动地说:“臣测量日影星体十几年如一日，从未间断过，而且每次测量都亲自辨别日影的长短，从不马虎。圭表仪器非常准确，日晒雨林也不变型，每次测量的结果都丝毫不差。如果像大人所说，凡夫俗子不能测日观天，仪器不准，不能致用。那么，以前的历法是如何编成的?”
“好了， 好了。”宋孝武帝见戴法兴理屈，摆了摆手说，“今天的议论， 各有各的道理，各自回去把你们的意见写来，待朕审阅，再作决定。”关于对《大明历》的辩论，就这样告一段落。这场辩论，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科学和反科学、进步和保守两种势力的尖锐斗争，戴法兴代表了当时保守的反动势力，依仗着皇帝的宠爱，疯狂地反对改革，反对实行《大明历》;祖冲之虽然据理力争，但当时戴法兴为皇帝所宠爱，许多人都害怕他的权势，不敢反对他的意见，有的甚至附和他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谁是哪位非又如何能说得清楚呢! ?
但是，祖冲之在很大的压力下，并没有退缩，他怀着满腔的激愤，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写下了科学史上有名的文献《驳议》 ，进一步对戴法兴的谬论作了驳斥，说明实行《大明历》的道理。他希望皇上看了他的《驳议》后，能明断是非，下诏实行《大明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