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第四个皇帝宋仁宗赵祯死后，讣告送到辽国，“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连“虏主”也握住使者的手，号啕痛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一个皇帝死了，让本国黎庶哭得涕泗横流的事，屡见不鲜，引得邻国百姓和皇帝痛哭，实在是凤毛麟角。事实上，赵祯既没有太祖宋太祖赵匡胤的雄才大略，也不像宋徽宗那样多才多艺，他的过人之处，仅是对臣僚、对百姓比较宽容，即“仁”。
在行政上，赵祯尊重主管部门的自主权，既不越俎代庖，也不刚愎自用。据宋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一〉记载，夏竦死后，赵祯打算给他一个谥号“文正”，夏竦曾两度担任枢密使(国防部长)，并有〈文庄集〉行世，也算是一个文武兼备的“帝管干部”。不料，负责官员考核的刘原父说：“给谥号是我们主管部门的事，我们挺负责的，你怎能侵犯我们的权利？再说，夏竦也不够格。”司马光也上书，说：“文正”的称号太高。于是，赵祯收回成命，同意将谥号改为“文献”。
皇帝想给“帝管干部”一个“荣誉称号”，要是搁在其他朝代，大臣都会争夸“皇上圣明”，没准儿还会年年纪念圣谕发表多少周年呢。
赵祯对读书人也比较宽容，没有兴过文字狱。嘉佑年间，苏辙参加进士考试，在试卷里写道：“我在路上听人说，在宫中，美女数以千计，终日里歌舞饮酒，纸醉金迷。皇上既不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也不跟大臣们商量治国安邦的大计。”考官们认为苏辙无中生有、恶意诽谤，赵祯却说：“朕设立科举考试，其实就是要欢迎敢言之士。苏辙一个小官，敢于如此直言，应该特与功名。”
苏辙仅仅依据道听途说，便在“高考”中“恶毒攻击”，即使搁在现在，也不能被录取；倘若赶上“康乾盛世”，灭九族是必然的。
赵祯尚德缓刑，遇到凝难案件，尽量从轻发落，即使对“煸动造反”的，也能分别对待，分清是真要造反，还是发牢骚。
当时，四川有个读书人，献诗给成都太守，主张“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成都太守认为这是明目张胆地煽动造反，把他缚送京城。
按照历朝历代的律条，即使不按“谋大逆”严惩，起码也得按“危害国家安全”治罪，赵祯却说：“这是老秀才急于要做官，写一首诗泄泄愤，怎能治罪呢？不如给他个官”。就授其为司户参军。当作一个封建帝王，容苏辙的事，或许有人能做到，但容四川秀才的事，恐怕没几人能做到。
据柏杨先生考证，中国从黄帝开始到溥仪逊位，4643年间，一共出了559个皇帝或国王。其中，有资料可查在位40年以上的不足20人，有的因穷兵黩武，导致国库亏空(如汉武帝刘彻刘彻)，有的造成国家动乱(如唐玄宗唐玄宗李隆基)，有的以亡国告终(如后主刘禅、梁武帝萧衍)，赵祯却稳稳当当地做了42年太平天子，与他的“仁”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