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自南征还成都后，北伐之事就提上日程，而要北伐，孙权是什么态度本来非常关键，所以早在南征之前，刘禅即位这年（蜀汉建兴元年，公元223年），蜀和吴就再次通好。这也是蜀汉和东吴两家共同的战略需要，这里就不展开了。
魏黄初七年（公元226年），曹丕死。次年三月，诸葛亮写下著名篇章《出师表》向后主刘禅辞行，北上进屯汉中，为北伐作最终准备。
汉中，是蜀地的根本和咽喉，有北瞰关中，南蔽巴蜀，东达襄、邓，西控秦、陇之誉。从汉中出兵攻魏，有三个方向，一是北上关中，二是西北向陇右，三是东南向沿汉水下魏兴和上庸。
刘备攻取汉中后曾命刘封沿汉水统御孟达攻取上庸地，不过上庸之地实在是太过贫瘠，汉蛮杂居，向来是流放人的地方，地势虽然险要，实际利益并不大，三国时期，大家对此地并不重视。其实属于汉中郡，是当地豪强申氏的地盘。东汉末年申耽、申仪兄弟占山为王，成了割据的小军阀，后来被一代奸雄曹操招安。被刘备抢夺后，刘备命刘封、孟达在那经营，重要是三块，西城郡（也就是现在的安康盆地这一块，治所在西城县，今陕西安康汉滨区），太守申仪；上庸郡（竹山盆地这一块，治所在上庸县，今湖北竹山西南），太守申耽；房陵郡（房县盆地这一块，治所在房陵县，今湖北房县），太守孟达；刘封加封副军将军，实际就是这个战区的总指挥。我们可以看到，说起来是三个郡，实际的控制区域也就重要在三个盆地，其中安康盆地稍微大点，其他两个比较小；资源、出产都不丰富，养活不了多少人口。
但是刘封这个人仗着自己是刘备养子，有点跋扈，看着孟达是投诚的，老是欺负他。正好关羽那时北攻襄樊，让刘封、孟达出兵相助，两人以山郡新附为由不肯奉命。从章太炎开始，有意见认为刘备想整死关羽，其中刘封、孟达不肯出兵也是一条理由。实际上，孟达所部不过四千余人，刘封当时从上游而下，那条路非常险恶，是不可能带大部队下来的，所部人马至多不过数千人而已；而申氏兄弟其实就是小军阀，又是被迫投降，未必诚心归附，手下也有数千之众；而且那些地方的山民向来彪悍，部队离开出征，很可能会出乱子。刘封、孟达也是根据实际情况出发，留镇此地才能威慑申氏兄弟，讨不从命；当然，关羽不喜欢刘封，刘封对此心知肚明也是一个客观真相。这是题外话，就不多讲了。
两人不肯出兵，却没料到关羽居然军败身死。刘备、关羽恩同父子，这下闯了大祸。孟达既不甘心受辱于刘封，又怕因关羽事而获罪，索性降了曹魏，引来徐晃和夏侯尚围殴刘封，于是申氏兄弟俱叛，刘封腹背受敌，奔逃回成都。刘封欺辱孟达导致其叛逃，对刘备来说是继关羽败死之后又一重大打击。刘备以客军入蜀，夺取益州，安抚益州大姓豪强其实就是一件相当主要的工作。孟达是益州旧人，而且归顺刘备较早，被刘封如此欺辱会对益州旧有集团产生极不好的影响。关羽败死本身就对益州产生极大冲击，又出了孟达叛逃一事更是火上浇油，刘备得蜀日浅，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如果不处置刘封，势必让益州旧有集团产生狐疑之心，于是在诸葛亮的劝说下，刘封被斩。
再看叛逃的孟达。三国时期，反复无常之人首推吕布，排第二的以个人名气来说的话，我个人观点就是孟达了。先是伙同法正、张松等人把主子刘璋卖给了刘备，后来又叛了刘备投靠了曹丕，接着又和诸葛亮勾搭成奸再次图谋叛变曹魏；其人一生，朝秦暮楚，唯利是图，有奶便是娘，实在是个龌蹉小人。
不过呢，孟达这个人在当时可是个大名士，人呢又是美男子，口才又好、能说会道，要放在现在绝对是偶像派。魏文帝曹丕自己就很有名士派头，对孟达这样的人自然喜爱有加，那些被他派去审核孟达的人不知道是收了孟达的钱还是被孟达侃晕了，或是脑子灵光知道如何投上所好想拍曹丕马屁，回去给曹丕的报告一律都是“有将帅之才”、“有卿相之器”，好话一罗筐一箩筐，恨不得说成是乐毅重生、管仲复世。于是孟达被封为平阳亭侯，拜为散骑常侍、建武将军、更是把房陵、上庸、西城三郡合为新城郡（此处史书可能有误，申仪被封为魏兴太守，而魏兴郡是西城郡改了个名字，取曹魏兴盛之意，应该只是从西城郡分了一部分给新置的新城郡），让他领新城太守，这意味着孟达成了封疆大吏，掌握着西南方向的军政大权。上面有皇帝宠信，中间有尚书令桓阶、征南大将军夏侯尚等重臣撑腰，下面又有自己掌握的一块地盘，一时间孟达可谓权重位高，春风得意。
然而好景不长，桓阶、夏侯尚相继翘了辫子，特别是夏侯尚，他是得罪了曹丕爱妾被杀忧郁而死，其人又是孟达在朝中最大的靠山。于是，孟达再次担忧起自己的前程来。
蜀汉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南征回师的路上，碰到了魏国的降人李鸿前来参拜，这个家伙很会说话，大拍诸葛亮马屁：“我过来时路过孟达那，正好碰到王冲从蜀国来，跟孟达造谣说，明公你恨孟达入骨，曾向先皇建议把孟达的满门老小抄斩，幸亏先皇没听你的。孟达说，明公是个处事有轻重的人，不会这么干。”（注：诸葛亮的姐夫死在孟达手上，刘备当年命孟达从秭归北上攻取房陵，而房陵的太守是蒯祺，被孟达的士卒所杀，而蒯祺的老婆就是诸葛亮的大姐，所以王冲会那么说。）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诸葛亮是个见缝就要插针的人，当机立断给孟达写信开始套交情：“往年南征，岁未乃还，适与李鸿会於汉阳，承知消息，慨然永叹，以存足下平素之志，岂徒空讬名荣，贵为乖离乎！呜呼孟子，斯实刘封侵陵足下，以伤先主待士之义。又鸿道王冲造作虚语，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冲说。寻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东望，故遣有书。”
于是这两人就开始鸿雁传书、眉目传情，卿卿我我、勾勾搭搭起来。
南征回来路上，诸葛亮肯定已经在考虑对魏作战的事了。要说诸葛真想招降孟达倒也未必，这人反复无常根本无法信任，招降过来本来也不过是在上庸方向多个半独立的割据势力。但孟达在上庸之地，当时手下兵力已有一万多人，在三国时期这是相当可观的一支军队力量，因而拿来牵制曹魏荆州方向的兵力却是相当可行的。此点必在诸葛计算之中。
诸葛亮不但自己写信，还让另一个辅政重臣李严也写，李严写的虽然没诸葛那么肉麻，但也拍了几句马屁：“吾与孔明俱受寄托，忧深责重，思得良伴。”这几句话想必孟达看着心里更加舒服。
著名古代学者田庆余老先生认为，诸葛亮是想借刀杀人、弄死孟达，真相在于孟达是益州旧有集团的人，属于李严一个派系，而李严问题的解决早就在诸葛亮考虑之中。这个观点本来很不妥当，李严事件是在蜀汉建兴，和南征回来相距还很远，要说诸葛亮要弄死孟达和李严有关，实在是有点牵强。这可不能因为田老先生名气大，说的就是正确的。实际上，田老是因为陈寅恪认为东吴统治集团南渡侨族和江东土族的之间的矛盾引申到蜀汉也有这样的矛盾。
但两者的性质并不一样。蜀汉的荆州集团和益州集团之间矛盾并不突出，重要在于刘备、诸葛亮对这个问题认识相当深刻，始终把维护团结放在首要位置。益州集团在蜀汉高级官吏中的比例相当之高，由史可考的189人中92人是益州集团，占比高达48.1%，和刘备旧属基本持平（88人，占比45.6%）。
蜀汉的新旧之争（益州为新，荆州及原有跟随刘备者为旧）并不像东吴那么激烈，本来重要体现在是北伐魏国还是受险保境上（这正是我要推荐朋友文章的真相）。这虽然是个矛盾点，但在诸葛亮治蜀期间并不十分凸显，一来诸葛亮的政治威望放在那；二来在清除了新人中一同受遗诏辅政的李严后，新人中无人能和他在政治上相抗衡；三来诸葛亮治蜀，虽然严于法纪，但执法不枉，“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治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而自己又以身作则、身体力行，正己而后正人。所以新旧集团中被废的廖立和李严都对诸葛亮没有怨恨，反而希望诸葛亮能看到自己改过自新再次启用，听闻诸葛死讯，都伤心不已。这一方面是诸葛的人格魅力，一方面更是他以公平、公心、公心治蜀所取得的效果。（关于诸葛治蜀展开讲又是一篇文章，就简短点吧。）
到了诸葛死后，蒋琬、费祎执政期间，蜀汉的战略转为防御，因此此二人才能虽不及诸葛，但这个国策却正好符合新人集团的诉求，也不会造成新旧之间的冲突。只有到了最终姜维执政，再行攻魏，对外力不能胜，对内又没有前三人的威望和能力，于是这个矛盾才逐渐浮现，最终出现了新人集团坚决要求投降的情况。
话题转回来。
魏明帝太和元年六月（227年），司马懿奉诏屯军宛城（今河南南阳宛城区），都督荆州、豫州两州诸军队，司马懿老先生的名气实在太大了，就不介绍了，他呢不是很喜欢孟达，认为这个人就是个投机分子。对于这点，孟达同志当然很清楚，现在司马懿成了他顶头上司，更是有了刀架在脖子上的感觉，于是加紧了和诸葛亮的勾搭活动，两人进入热恋期。
而此时诸葛亮已在汉中为最终攻魏作准备，孟达那边举事已经可以提上日程发动。但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也许诸葛亮此时还不知道他一生最大的对手司马懿的厉害，他只是担心孟达这个人反复无常，说不定哪天又突然变卦了，于是派了个间谍郭模去诈降，把孟达要反叛的事泄露给了和孟达有矛盾的魏兴太守申仪，想以此逼迫孟达定下决心反魏。郭模此人口才也甚是了得，此前诸葛亮进驻汉中后，孟达曾经送给他玉玦、织成、苏合香。郭模对申仪说：“诸葛亮说孟达送这些东西意思是，玉玦者已决，织成者谋已成，苏合香者事已合。”不得不佩服汉语之博大精深。申仪其实和孟达关系就不好，得郭模大喜，这是立功机会不能错过，迅速报告给了司马懿。
孟达知道了郭模这档子事后很是心慌慌，一边咒骂着办事不牢靠的诸葛亮，一边就准备起义了。偏偏这时司马懿的信“及时”来了，好一通忽悠：“你当年背叛刘备，四川那边都恨死你了，诸葛亮一天到晚就想着如何搞你。这么大个事，诸葛亮如何会轻易泄露，摆明是欺我魏国无人，派郭模来搞反间计的。”按理，要说这孟达也是个忽悠人惯了的主，居然就这么轻易相信了司马懿还没怀疑到他，可见忽悠人的要义在于如何说出当事人心里最希望听到的话，击中他心理的软肋。
放下心来的孟达居然还给诸葛亮写了封信教起诸葛亮算术题来：“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闻吾举事，当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间也，则吾城已固，诸军足办。则吾所在深险，司马公必不自来；诸将来，吾无患矣。”接到这信诸葛亮就知道要坏菜了，这个孟达绣花枕头一包草，中看不中用，可是为时已晚，谁让你当时出昏着的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孟达是如何做算术题的：消息从他那到司马懿那，五百里加急，3天；司马懿上奏魏廷，五百里加急，2天；魏廷讨论1天，再五百里加急送到司马懿那2天，又3天；司马懿准备工作做2天；行军20天到他那；总共30天。至于他认为的司马懿自己不会来就不去管了。
一个当将军的人这么去做算术题就危险了，至少你孟达把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都计算进去啊，他只算了对他最有利的，就认为有备无患了。
结果呢，司马懿接到消息就出发（准备工作早做好了，就等你孟达造反），8天就到了新城，总行程1200里（合今500公里），平均每天行军62.5公里，以一天行军10小时算好了，平均每小时行军6.25公里。这个速度不得了，我们前面刚讲了日军，速度可以说比日军还快，毕竟那边的地形道路实在是太难走了，而且前去攻坚辎重部队必不可少，只能说荆州魏军相当相当精锐。
战斗过程没什么好说的，司马懿已经达成了他想要的目的，出孟达不意、掩孟达不备，这仗就赢定了。孟达还在司马懿先头部队抵达城下时给诸葛亮写了封信：“吾举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相信前几年刚刚南征走过更难走的山路的诸葛亮只有苦笑的份了。
司马懿兵临城下16天后，孟达被擒杀，传首京师。
孟达可以说是个彻底的废物，本来即使司马懿再神速，孟达也并不是没有机会。
我们来看新城郡周边的地形。首先得明确孟达自己的位置到底在哪？前年说过，魏文帝曹丕以房陵郡、上庸郡和西城郡部分为新城郡，孟达领新城太守，而新城郡的郡治在房陵。有很多人误以为司马懿击破孟达是在上庸，本来是对整个上庸之地的一个误解。房陵本来是块小盆地，周围自然全是山，有“纵横千里、山林四塞、其固高陵、如有房屋”之谓。
从司马懿所在宛城到房陵，也就两条路。一是从宛城到筑阳（今河南谷城），沿汉水越武当山脉而下，道路崎岖；另一条是从宛城到筑阳，沿筑水（即汉水支流南河）谷地而西进，这条路更难走，基本都是小道，大部队无法通行，事实上这条路是走不了的。还有一条就从上庸绕行，也是从宛城到筑阳，沿汉水西北上，再顺堵水河谷进入上庸，再东越方城山（上庸东30里）抵达房陵。
而孟达反叛之后，按一般史书会有上中下三策，我们来分析下。如果诸葛亮不想借刀杀人，消息没有泄露，那么趁魏人没有防备，突袭西城，击破申仪肯定是上策。这样就和蜀汉连着一块，司马懿想拿下他就不容易了。而分兵据险，把守隘口，这是中策。聚众守城，坐以待援，这肯定是下策。而孟达选的就是下策。
上策这条诸葛亮给他堵死了，中策这条可是完全可行，孟达自己都认识到自己“所在深险”，难道地处险要就可以掉以轻心？要知道他干的是造反作乱掉脑袋的勾当，加强戒备其实就是一个将军应有之义。他所处的房陵城北一百二十里有山名马嘶，道路最是难行，在此要害之地分兵据险，司马懿就算倍道兼行实施奇袭，也会受阻于此，孟达会得到更多的时间和更好的机会。
可是从他给诸葛亮的信中就可知道，他根本没这个计划，只打算收缩集中兵力，盘踞在新城死守，等待接应，可以说是完完全全不考虑当前形势。当年他领新城太守时，曾登白马塞（在上庸西南45里）看着周围的险要地势还嘲笑刘封、申耽：“刘封、申耽，据金城千里而失之乎！”本来他自己还不及这两人。当年的刘备还是很有知人之明的，他派孟达去攻上庸之地时就私下认为孟达不能独自承担任务，加派了刘封从汉中乘沔水而下去指挥孟达。
孟达的迅速败亡对诸葛亮的北伐计划是有点小小影响的，其实以孟达一万多的兵力凭借那么险要的地形完全有能力牢牢拖住司马懿荆州军团的主力。司马懿如果一定要歼灭孟达，其负责的荆襄防线就会收到极大削弱，给东吴可趁之机。就算东吴没有行动，魏军也会两线作战，加重他们的困难，为北伐创造更好的条件。然而孟达败死，一切都成画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