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2年，垓下第一次世界大战，汉高祖汉高祖刘邦终于消灭了宿敌楚霸王项羽。二月的洛阳城春意盎然，处处绯红浅绿，如此时洛阳南宫里华宴上的翠樽与红袖，浮漾著一层太平的气象。酒过三巡，高祖微醺，与群臣得意陈数自己所以得天下的真相，说道“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
而此时大殿之上饮酒高会，杯来盏去的一班谋臣武将中可谓卧虎藏龙。论谋士，除了张良，还有西汉萧何、郦食其这样的人物，论武将，韩信的雄才大略自不必说，就是诸如樊哙这样的屠狗之徒，也曾在沛公初入秦宫时劝他不要贪恋重宝，还军霸上，可知其见识在一点上竟也不减张良。而汉高祖为什么独对张良倚重如是呢？故然，这与张良屡建奇谋，举无遗策有关，然而，奇谋者，发于远虑，远虑者，源于大智。张良的过人之处并不只在于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更在于察天机，审时变，顺天意，尽人事。而这一份洞彻元机的睿智在他初遇汉高祖刘邦时就已显露出来。
公元前209年，二世无道，秦庭失序，天下大乱，豪杰并起。张良本欲投奔景驹，却道遇沛公于留地，为沛公画策，无不用之。沛公得张良如获至宝，张良遇沛公如鱼得水。张良惊讶于沛公的明叡，更看出他不同凡俗的天子之气，感而叹之“沛公殆天授乎”。于是当下放弃投奔景驹的计划，留在沛公账下以佐大事。
相比之下，另一位开汉功臣西汉萧何，虽与沛公系同乡故交，一同起事，举家相从，却是忠心有余，远见不足。也许直到沛公起事之前，在西汉萧何的眼中，沛公不过是“多大言，少成事”。而当时楚霸王项羽帐下以“好奇计”而声名在外的范增，得知沛公有形如龙虎，五色成祥的天子之气，却偏要反其道而行，劝楚霸王项羽早杀沛公，以除后患，正是以人力逆天意，所谓奇计，愚不可及。
而认定沛公有天子之命后，佐刘兴汉也就成了张良唯天意是从的又一使命。之前张良一心报韩，起兵反秦。而此时，张良的心中有了一盘更大的棋。与楚汉争霸之际各为其主的英雄们有所不同的是，张良以双重身份，同时效力于沛公与韩王。
其先，张良刚刚在沛公账下做了厩将，又请立横阳君当上韩王，自己则为韩司徒。之后，张良与韩王成游击于韩地，才有进展又随沛公转战咸阳。再后来，张良暗助汉高祖刘邦封为汉王，送其就国，途中再献奇策烧绝栈道，事毕之后又马不停蹄赶回韩国。
然而张良所以同时游走于汉高祖刘邦与韩王成之间，即非是脚踏两只船从中投机，亦非是优柔寡断于汉韩之间难于取舍，全因此时张良心中的这盘大棋，非只韩国一隅，而是放眼天下。他的报韩，志在复国，他的佐汉，志在霸业。换言之，张良对韩王成的定位是诸侯，而对汉高祖刘邦的定位则是诸侯共主。所谓审时度势，应机权变，孰胜于子房哉。
张良洞彻天机而能清识独流，也必然深谙成事在天的道理，故而从不敢据功自傲。天下初定，汉高祖大封功臣，诸将争功不下，张良却旁观静侯，冷眼时事。
而此时，张良忽闻高祖令他自择齐地三万户，赶忙出班奏道：“臣自下邳起兵，后与陛下会于留地，这是上天以臣授陛下。臣愿封留地足矣，不敢当三万户。”话一出口，满朝讶然。
有人素知张良淡泊名利，有人佩服张良谦虚让人，有人以为张良仍心系韩国，故不事汉，亦有人揣度张良因功高震主，故而为此一举以避祸全身。众口呶呶，不一而足。
说起来汉高祖封韩信、彭越、英布为王，连他最不喜欢的雍齿也加以封赏，都是采纳张良的进言。而张良对于自己应得的封赐却避之不及，这实在是因为海阔天高，人各有志。
张良初遇沛公时，就认定沛公当天子乃是天意；自己佐沛公，亦是天意。正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自己正因为顺应了天意，从中谋划，故而举无遗策，无所不成，此天成之，岂人力也！而此时若接受封赐，何异于贪天之功。
古人云：至人无功，达人无迹。所以张良佐汉，虽然厥功至伟，而他最大的成功与睿智，却在于能够顺天而谋，功成身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