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是我国封建帝制的最终一位帝王，他的退位象征着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的瓦解。溥仪的一生跌倒起伏，当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了新中国的普通公民。但为什么他死后留下的唯一遗产会惹官司不断呢？
爱新觉罗·溥仪当作中国最终一个皇帝，一生经历过荣华富贵，也受过牢狱之苦。溥仪生逢乱世是他的不幸，当作末代皇帝而言，国家的衰落和最终的大清覆亡与他是没有丁点瓜葛的。当作三岁孩童，只是一个古代符号存在于古代典册中。他当过大清皇帝经历了大清三百年基业覆灭，经历过辛亥革命的风暴，军阀混战的动荡，曾也做过伪满洲傀儡皇帝，受过日军人的凌辱。日本战败后，1950年8月初被押解回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1959年12月4日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主席的特赦令并成为全国政协委员。
1967年，溥仪离开人世的时候，身边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产业，唯一留下的只有自己在改造时的忏悔式自传《我的前半生》一书。然而就是这份看似不起眼的遗产却在以后四十多年，引起了一幕幕皇帝“遗产”争夺战。
最早一次遗产纠纷发生在1984年：就是电影《末代皇帝》的授权问题，该电影拍摄时，引起了溥仪的妻子李淑贤、《我的前半生》的编辑李文达以及群众出版社之间的著作权争议。此后，群众出版社退出了纠纷。
第二次官司打的十分长，一直从1987年打到1996年长达10年。惊动了从地方法院到最高审判机关等三级法院，被称为“天字第一号”官司。1987年，李淑贤以李文达侵害溥仪《我的前半生》一书著作权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溥仪是该书唯一作者，并承认她是该书著作权的合法继承人。直到1995年1月26日，北京市中院作出一审判决：《我的前半生》著作权归爱新觉罗·溥仪个人享有。1996年6月，虽然此时被告李文达已去世，但其妻、其子继承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其上诉，宣布维持原判。
第三次发生在2006年末，群众出版社推出《我的前半生（全本）》，将1964年版中被删减的部分（近16万字）以及解密的古代档案都加入书中，遭溥仪家族抗议。溥仪胞弟溥任认为，群众出版社没有经过授权，且书中增加内容过于低俗。双方为此都表示不排除诉诸法律的可能。
2007年1月，《北京晚报》刊登了题为《溥任不是“前半生”的版权继承人》和《群众出版社：除我社外，其他都是变相盗版》的文章，力挺群众出版社。文中说，“我们认为，溥任及其所谓的全权代理人黎园既不是《我的前半生》一书版权的继承人，更不了解《我的前半生》成书出版的整个过程，也没有《我的前半生》的书稿，擅自“授权”让其他出版社或文化公司再版《我的前半生》，并且声称要“重新订正增添有关内容”等，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道理的。所有这一切，只能是变相盗版我社编辑出版的《我的前半生》。”同年溥任授权同心出版社，出版了溥仪自传的“定稿本”《我的前半生》一书，并附了《溥仪10年日记》。当作溥仪家族对于版权之争的回应。
第四次遗产纠纷发生在2007年9月，也就是溥仪去死四十周年，群众出版社向法院递交无主申请，申请溥仪自传为无主财产。因为李淑贤无儿无女，也没有其他继承人，去世时也没有遗嘱。一旦认定通过，国家版权局将可能把溥仪自传授权给某机构管理。群众出版社可以自由出版《我的前半生》，而无须溥仪亲人的授权以及支付任何费用。这次把矛盾彻底激化了。据说，溥任曾经召集家庭内部的成员郑重开了个会，决定今年出版《我的前半生》纪念自己的胞兄，但没料到群众出版社会来这一手。
本来版权之争在1996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了公断：《我的前半生》著作权归爱新觉罗·溥仪个人享有。后世所谓了版权之争只是为了利益罢了。所谓的利益从何而来？一位出版界的人士称，在当代出版史上，溥仪所著《我的前半生》是生命力旺盛的作品。问世以来，印刷21次，累计印数186.3万余册，而且仍然有长盛不衰的趋势。各位看官其中的复杂各自细细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