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业十三年五月，一年光景走到荼蘼开尽、花期将残的春夏之交，一场战事的谋划更加速了古代改朝换代的进程。这就是唐国公李渊与其子女、谋臣策划的晋阳起兵。其次子，敦煌郡公唐太宗李世民，背负着相士诡秘的预言，带领将士西入长安，从此踏上浴血沙场、定国安邦的征程。
三军齐发，一路烽烟一路凯歌。西进途中，大将唐太宗李世民的英主之姿初露峥嵘。每当遭遇困境，他都以独到的军队眼光判断情势，力排众议屡献奇策。八月，李渊大军成功渡过黄河，驻扎于朝邑的长春宫，以图京城。此地临黄、洛、渭三河，繁花锦绣，四时如春，唐太宗李世民却不辞辛劳，巡行于渭河北面。
出人意料的，一位年届中年的马上书生拜谒军营。他自称房玄龄，一身风尘落拓，却精华难掩，才情流转。唐太宗李世民一见如故，即刻拜为记事参军，执掌军中文书工作。这位房姓书生自此感知遇之恩，引世民为知己，竭尽心力，知无不为。
清白家风
房玄龄一介书生，本可经由科举求取富贵，何以投笔从戎，选择一条生死未卜的反隋之路？这还要从他的身世说起。房玄龄出身名家士族，祖上大多为官从政，父亲房彦谦更是耿直清正、饱览经籍的地方官。史载他离职高就时，当地百姓拦路挽留，为其立碑颂德。他所得俸禄，大多周济同侪亲友，以至家无余财，然而他留给子女最大的财富，是永远被青史铭记的一句名言：“人皆因禄富，我独以官贫，所遗子孙，在于清白耳。”
房彦谦言传身教的“清白”，在于廉洁，在于文采，更在于仁爱。房玄龄在清白家教的氛围中成长，颇承父志，小小年纪便具非凡之姿，能发惊世之语。开皇中，他随父入京，正值隋朝宁宴之盛，国人无不言国运绵长。这位少年才子并没有迷失于浮华的京城，反而一针见血，直指隋朝的致命弱点。他私语父亲：“隋帝是无德之君，只是欺骗百姓，而且不为后代打算。嫡庶相争，无法保全家国。虽然现在国势清平，但它的灭亡可翘首而待。”
十八岁时，房玄龄凭自身才学高中进士，入朝为官。素以“知人”闻名的吏部侍郎高孝基观其形貌，不仅赞叹：“我阅人无数，却从没见过这样的少年。他将来必成大器，只可惜我不能目睹他叱咤风云的时刻！”
后来，房父病笃，缠绵病榻百余日，房玄龄更是衣不解带地服侍汤药。父亲去世后，他继承父亲对祖母的孝行，绝食五日，寄托哀思。时值大业末年，隋朝一如房玄龄幼年的断言，不可遏止地江河日下。各地群雄竞起，希冀秉承天命，代隋而立；而天下万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更祈盼一位真主肃清宇内。每一代房家人皆有仁人之志，房玄龄亦欲以己之力拯救苍生。他知隋朝终不可留，他也需要择一位明君，追随他开创一个承平治世。故而，渭河北岸，才有了那一番君臣遇合。
选贤举能
大业十三年后，唐太宗李世民帐下多了一个青衿谋士的身影。他时而伏案奋笔，时而负手沉吟，时而与主将经天纬地，道出一番克敌之策。勒石记功，以一当十，是武将的无限风光。房玄龄穿梭于刀光剑影中，仿佛幕后的无名英雄，是最容易被忽视的角色。
或许是他太过低调，玄武门事件之后，唐太宗李世民论功行赏，以房玄龄等五人功劳第一，竟招致其他功臣的不服。淮安王李神通进言：“我从义兵兴起追随至今，房玄龄这等刀笔小吏，却功居第一，我私下实在不服。”唐太宗李世民坦言：“义旗初举时，人各有私心。房玄龄等人有运筹帷幄、定社稷之功，好比汉之西汉萧何，虽无马上军功，但他的谋略可助大军决胜千里，故而功在第一。”
房玄龄负不世之才，恰似蕴藏在朴石间的美玉，非大智大慧无法辨识。唐太宗李世民却能慧眼纳贤，委以重任，君臣皆有识人之明，仅一面就能读懂彼此，知己之说绝非虚谈。
唐太宗李世民每平定一处，有功之人无不争求珍宝，贪图一时荣华。房玄龄却踽踽独行，深入闾巷村落，结交当地文士豪杰。早年，他以隋帝失德便预言新生王朝将迅速灭亡，便深谙“人和”之道，此时他四方游走，更是为义军求贤入幕，真正为李家匡时济世的大业默默付出。初唐位至卿相的几位忠臣良将，如倜傥有智谋的张亮、才思敏捷的薛收、有“王陵、周勃节”的李大亮，多受房玄龄引荐之益。而就在十三年底，李渊成功平定长安，唐太宗李世民再得奇人杜如晦，同样归功于房玄龄的规劝，方可留在幕府，成为房玄龄最有默契的搭档、唐太宗李世民治下最具决断力的谋臣。
国士双璧
杜如晦与房玄龄身世相似，生于官宦世家，自幼聪颖过人，善谈文史。大业年间，杜如晦凭其才识获朝廷征选。那位盛赞玄龄的高孝基遇到如晦，同样流露出惜才的美意。他私下叮咛杜如晦：“公有应变之才，当为栋梁之用，希望你能够坚守这份美德。委屈你暂作小吏，多做历练，只是俸禄少些。”然杜如晦并不领受伯乐苦心，不久便弃官还家。或许在他心中，隋朝亦非栖身良木，与其为一个即将覆灭的王朝陪葬，不如静候有德明君，再展一身抱负。
不知杜如晦游历京师，是否有缘得见审视隋都局势的房玄龄？更不知，杜如晦追随唐太宗李世民，是否源于房玄龄的结交和引荐？然而文人相轻亦相亲，房、杜二人在同一个军营共事，定有相识、相知的缘分，敬重彼此的才学与胸怀。
及李渊立唐，唐太宗李世民以“秦王”之名四处征战，麾下更是俊才云集。太子李建成见之生妒，唯恐秦王危及自身地位，向高祖李渊提议，外迁秦王府的官员。杜如晦正是其中之一。秦王不忍几度共赴沙场、出生入死的知己，因为一人私心而被无辜调离；然而君命难违，一时竟无两全之策。时任秦王府记室的房玄龄不待秦王忧思，上前劝导：“虽然府中很多幕僚被迫迁往外地，唯杜如晦聪慧过人，洞察事理，有王佐之才。若您当作藩王，他是无用之人；若您有心经营四方，非此人不能助您。”秦王豁然醒悟：“若非你指点，我几乎要失去这个人才了！”
秦王向高祖再三请命，坚持留下如晦。自此，房、杜二人戮力同心，用智谋与才华掌管军谋大事，为玄甲军加持一份隐形的力量。房玄龄书写军书奏章，往往驻马立成，辞约义丰。就连高祖也对他的文笔大加叹赏：“此人深谙机宜，足能委以重任。每当他替秦王禀报事务，即使在千里之外，也仿佛面对面说话一样清晰易懂。”而杜如晦，从秦王征讨薛举始，至破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等割据势力，他都当作参赞军队随军南征北战。他亦为秦王运筹帷幄，剖断如流，深为时人敬服。
至武德四年，秦王设文学馆，以杜如晦、房玄龄为首，甄选朝中十八位学士朝夕议政论典，儒雅之风，旷古稀有。秦王又命画师阎立本为十八人画像，褚亮题赞。古代的风尘掩没了太多过往的记忆，画像与题赞大多无据可考，幸而杜如晦之赞留在《旧唐书》中，可令后人遥想先人的万古风烈。辞曰：“建平文雅，休有烈光。怀中履义，身立名扬。”
武德初，大江南北尽归李唐，宇内重现隋朝统一盛世。而在萧墙之内，一场夺嫡之战再次悄然发生。古代惊人的相似，却又咏叹著别样的回声。晋王杨广有心谋篡，隋太子横遭易储之祸；到了初唐，却是太子畏惧秦王之功，几次三番欲置亲兄弟于死地。晋王纵赢得帝位，却随着国祚的衰败英年早逝；而大唐开国便同样面临继承者的抉择，初唐君臣的一思一念，无不牵动古代的走向和国运的兴衰。
高祖李渊曾说，他不愿像前朝的隋文帝自诛爱子，在太子和秦王之间举棋不定，难以做出明智的判断。而太子李建成，妒火燃得疯狂，终于按捺不住阴险的本性。武德七年，他授秦王以神骏而暴烈的胡马，然天命庇佑，秦王不仅毫发无伤，反而驯服宝马。两年后的六月初一，太白金星闪耀于天幕，预示天下将有大变。太子和齐王蠢蠢欲动，以为上天要将大唐江山赐给自己，高祖李渊惊恐无措，不知将要面对如何样的变局。贪婪和猜忌再一次设下迷阵，怂恿太子向秦王再出杀招。
一个深夜，西宫秦王府上下震骇，淮安王李神护送口吐鲜血、面容苍白的秦王紧急归来。原本，太子夜召秦王入东宫赴宴，欲以鸩酒毒害。秦王宅心仁厚，对同胞兄弟从不设防，将呈来的美酒一饮而尽。谁知，酒刚入口，秦王便突然心痛吐血，性命攸关。幸而秦王福泽深厚，再一次幸免于难。李渊闻之，只是敕令太子从此秦王不得再饮酒。他又至西宫问疾，权衡再三，提议让秦王居守洛阳，与太子平分天下。然而，这个“两全其美”的计策又在太子一党的造谣污蔑中搁置。
玄武之谏
尽管太子的野心暴露无遗，秦王始终从大局出发，选择隐忍和退让。但府中臣子深受秦王知遇与厚爱，怎能坐视一代王子屡遭险境、含冤受辱？年且半百的房玄龄忆起太子近年来种种劣行，这已不是单纯的兄弟嫌隙。不单秦王祸福难料，太子德不配位，一旦继承大位，更可能成为祸乱天下的罪人。大唐将士辛苦打下的江山，莫非就这样如秦、隋一般骤然消逝吗？众人忧惧而计无所出，房玄龄心中对策酝酿许久，然兹事体大，他寻来言行稳重的长孙无忌商议：“为国者不顾小节，我有一计，希望秦王效仿周公故事，以忠君护国为己任，保全大唐基业。”长孙无忌听罢，当即表示赞同，向秦王进言。
周公乃是西周初立、代幼主而摄政的宗室忠臣，曾举兵平定亲兄弟的叛乱，诛杀管叔、流放蔡叔。房玄龄所说的“周公故事”，正是希望秦王能够大义灭亲，在大唐根基未稳时担当起执政的重任。秦王闻之默然，召玄龄问策。这时，杜如晦很有默契地站出来，同房玄龄一同更恳切地劝告：“大王功盖天地，当承大业；今日的险境，是上天在帮助您做决断，请不要犹疑！”
秦王府的谋士日夜苦劝秦王反击，而太子和齐王同样在算计府中的贤才。府内骁将，太子看中尉迟敬德、程咬金、段志玄等，结交不成便设法外调；智略之士，他最忌惮房、杜，便谮于高祖，将二人逐出京城。此时，秦王身边仅剩无忌、敬德等几位心腹大臣，处境愈发艰险。会突厥进犯，太子、齐王又定毒计，幸有心腹前来告密示警，秦王几番思虑，终于痛下决心，准备对决太子，便密召房、杜回府。
两位谋士正隐居京城，得到诏令正是欣喜若狂。虽然事态紧急，房、杜二人并不急于动身，却是欲迎还拒，遣使回复：“皇帝下旨让我们不能侍奉秦王，如果私下拜见您，我们就有杀身之祸，恕不从命。”秦王闻言大怒，但取佩刀授予尉迟敬德：“玄龄、如晦岂会背叛我？你和无忌再去请，如果抗命，就取他们的首级来。”
使者再次拜谒，房、杜见佩刀便知秦王心意已决，正是复出的好时机。两人当即改换道士行装，随长孙无忌潜入西宫，尉迟敬德从旁路返回。君臣同心，其利断金，任何奸邪小人再无法兴风作浪。
史上残酷而庄严的玄武门之战从那一夜展开，从房杜的智谋、尉迟的勇武，以及秦王的圣心中生发。待大事已济，秦王封赏府内功臣，因房玄龄、杜如晦有谋定社稷之功，与长孙无忌等人功勋第一，位列公卿，青史永铭。
至德良相
贞观元年，秦王顺应天命，继位称帝，是为唐太宗。王道行于海内，仁德泽于四方，他的生活重心从兵征天下转向了文治江山。当年随军参赞的青衣秀士，也蜕变成典章政务的初唐宰相。天子初立，根基未稳，京城、地方的政务更是错综复杂，而房玄龄、杜如晦这一对合作多年的知己良朋，将偌大的帝国打理得井然有序，如庖丁解牛一般游刃有余。后人论及良相时，首推房、杜二公，并将他们与汉代西汉萧何、曹参与开元时的姚崇、宋璟并提。
房玄龄在处理政事之余，兼修本朝古代，尽诚竭节，唯恐出现过失。他有选贤之明，不问英雄出身，更不求全责备；他有儒生之仁，制定诏令法度，立求宽容公正。太宗每与房玄龄议事，他能够答出数则对策，却总是附上一句：“非如晦不能决。”再召见杜如晦，他便将房玄龄的计谋逐一分析，最后选用最佳方案。这便是“房谋杜断”的典故渊源。唐代二相，一人善谋，一人善断，二者惺惺相惜，戮力同心，共同将贞观时代推向大唐治世的顶峰。
太宗曾问侍臣，帝王创业、守成何者更难？房玄龄随太宗共取天下，九死一生，倍尝草创之艰，故答曰“创业”。他不会忘记太宗与群雄角力竞逐的惊险与付出，更忘不了他荆棘满地、步步染血的登基之路。杜如晦与他同年入营，心中所思必然如出一辙。然而他们有创业之志，更具守成之能。
或许正因为他们走过李唐最艰苦的初创阶段，才能加倍珍惜功成名遂之后，河清海晏的四方承平。在文治时代，他们把一身才华献于大唐的朝政，怀着盈满之惧，如履薄冰一般兢兢业业。而当大唐成为天下最强盛富庶的天朝时，两位宰相又低调地藏起夙夜匪懈的辅政功德，把荣耀推让于他人。当人们遍览唐书、通鉴，房、杜二人在贞观时代再未有如玄武门事件那样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或许果真应了庄子在《逍遥游》中所说的人生境界：“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中唐的柳芳有一段议论说得极好：“玄龄佐太宗定天下，及终相位，凡三十二年，天下号为贤相；然无迹可寻，德亦至矣。故太宗定祸乱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谏诤而房、杜让其贤，英、卫善将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善归人主。为唐宗臣，宜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