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认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他把人民和君主的关系比作水与舟，“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所以，他认为皇帝的忧患不是来自于外面，而在于自身。皇帝欲望多花费就高，开支多人民的赋税就重，民众因此就会十分愁苦，国家就危险，皇帝也就当不成了。
贞观二年，京城长安附近闹蝗虫。有一天，唐太宗进入禁苑中，看到蝗虫，就拈起几只，祷告说：“人民靠谷物活命，你却吃掉了庄稼，如今我宁愿让你吃我的肺肠。”说完就想把蝗虫吞下去，身边的人劝他说：“这种坏东西吃下去会生病的！”他说：“我愿意代人民受灾，还怕什么疾病呢？”结果还是把它们吞下肚去。据说这一年虽有蝗虫，却没有成灾。
贞观二年，关内地区发生旱灾与饥荒，有很多百姓卖掉子女来换取衣服和食物，唐太宗不仅下令开仓济民，而且将皇家仓库中的金银丝绸拿出来，替灾民赎回小孩，还给他们的父母。他在诏书中说：“如果能让年成丰收，天下平安，即使把灾祸移到我的身上也甘心情愿。”不久天降大雨，缓解了旱情，百姓都很高兴。
李世民继位后，秦王府有一些人抱怨侍奉秦王这么多年还没有升官。太宗对他们说，“皇帝只能以大公无私折服于天下，我和你们的衣食都取之于民众，设置官职并选择贤良之人做官也是为了民众，不管贤良与否就让自己的老部下做官怎么能行呢？”
去奢省费
唐太宗初登帝位，就清楚的意识到官僚队伍过于庞大，人浮于事，深感“民少吏多”，弊处很多，主要表现是：耗费资源；职位重叠，互相推御责任；谋士过多，事情往往得不到解决。为此，太宗推行裁撤机构的改革。结果全国县市减少了一半，州府减少了三分之一。宰相房玄龄遵从太宗旨意，把朝廷文武官员裁减了四分之三，只剩下六百四十三人。令史家称奇的是，如此大动作的改革竟然没有惹起任何社会动荡和不安，可见太宗行事极为审慎，确保不出偏差。
发展生产恢复经济
唐太宗深知，经过隋朝末年的战乱，百姓渴望安定和休养生息。同时太宗也清醒的意识到，人民为盗乃是因为“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因此提倡崇俭薄赋。他即位后，遣散宫女三千余人以节省国用，又下令停止各地珍贡，轻徭薄赋，使百姓安居乐业。
太宗认为“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因此他十分注意发展生产，不夺农时以利生产。贞观五年二月，官吏拟调府兵作太子冠礼之仪仗队，当时正值春耕，太宗于是下令改在十月举行。此外，他又招抚流亡回乡生产。百姓自此安心生产，唐朝的经济也开始得到恢复和发展。
容人纳谏时刻自省
唐太宗作为一代明君，以纳谏而闻名。太宗认为：“为人君，虽无道，受谏则圣”，“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所以鼓励臣下进谏，扩大谏官职权，凡诏令不妥须当奏明，不得阿从。比如喜欢直谏的魏征，虽然原是太子李建成的僚属，但唐太宗却不计前嫌，任他为谏官，允许直接询问政事得失，而且爱护备至。
魏征曾上疏数十，直陈其过，太宗均虚心纳谏、择善而从。后来魏征死了，他伤心的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有一次，太宗对大臣们说，“人要看到自己的形像得照镜子，皇帝要想知道自己的过失得靠忠臣。如果皇帝拒绝群臣进谏而且自以为是、群臣用阿谀奉承的办法顺着皇帝的心意，皇帝就会失去国家，群臣也不能自保！象虞世基等为了保住自己的富贵用谄媚的办法侍奉隋炀帝，隋炀帝被杀，虞世基等也被杀了。你们应该记住这个教训，我做的事情当与不当，你们一定要说出来。”
在民冢拔官员的时候，发现有一些假冒的人，太宗打算按照已经发布的命令处死他们。兵部郎中戴胄劝阻说，“按照法律应该处以流放。”太宗生气的说，“你想遵守法律从而使我失去信誉吗？”戴胄说，“皇帝的命令是出于一时的喜怒而下达的，而法律是国家公布的用来取信于天下的。陛下对欺诈之事很愤恨，因此要杀掉他们，当然也知道按照法律不可以这么做。如果用法律来衡量就可以忍己之小恨而取得整个天下的信任。”太宗说，“你能这样执法，我还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后来戴胄几次直言进谏，滔滔不绝，太宗都听从了他的意见，天下没有任何冤狱发生。
太宗不仅有容人的雅量，而且时刻进行自我反省。他曾经对大臣说，“我读《隋炀帝集》，文辞深奥博大，隋炀帝也知道赞扬尧舜批评桀纣，为什么做事就不是这样呢！”魏征说，“皇帝即使是圣人，也应该谦虚接受别人的意见。这样，智慧的人会献出自己的谋略，勇敢的人也会竭尽全力。隋炀帝仰仗自己有才，十分骄横和自以为是，说的是尧舜的话，做的却是桀纣的事，还不自觉，最后导致灭亡。”太宗说，“这些事情过去没有多久，我们得记住其中的教训。”
太宗有一次问房玄龄和萧□，“隋文帝和我比怎么样？”房玄龄、萧□说，“隋文帝勤于朝政，和五品以上的官员一起讨论朝政，吃饭的时候都是卫士送饭。他虽然性情算不上仁厚，也是一个勤勉的皇帝。”太宗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很多事不明白却总想搞清楚。不明白就有考虑不周的地方，总想搞清楚就必然多疑。什么事情都自己决断，而不依靠群臣。天下这么大，事情这么多，累死了也不会什么都料理好！群臣了解隋文帝的习惯，就等现成的，虽然心里有不同意的地方，也不敢进谏，所以隋朝两代就灭亡了。而我不是这么做。我把天下的人才找出来授予其官职，让他们处理天下的事，我来听取报告，办得好就奖赏，办得不好就惩罚，谁会不尽心尽力呢！这样就不会担心天下治理不好了。”
太宗对群臣说，“人家说皇帝地位尊贵，什么都不怕。我不是这样，我上畏惧苍天的审视，下害怕群臣仰望，兢兢业业，还怕不符合天意和民众的愿望。”
太宗还说，“我所喜爱的只有尧、舜、周公和孔子的为政之道，他们对于我就像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去他们就完了，一刻都不能没有。”
采用完善宽简的法律
高祖时，鉴于隋炀帝法烦严苛导致的严重后果，开始制定新法，并于624年颁布了以宽简为原则的《武德律》。唐太宗即位后，采纳了魏征的建议，确立了宽仁、慎刑的宗旨，并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修订法律，于贞观十年，即公元637年正式公布《唐律》五百条，基本内容有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杂律、捕亡、断狱等。
以死刑条目为例，比隋朝法律几乎删减了一半，比《武德律》更为宽简，减斩刑为流刑九十二条，减流刑为徒刑七十一条，还废除了鞭背酷刑与断趾等肉刑。断狱律规定，徒刑以上罪断案后犯者不服，可以提出再审，死罪要经三复奏，三日后才可执行。
太宗认为重视德行比制定严苛的法律更为重要。一次他问大臣王圭，“近代治国者不如古代，为什么呢？”王圭说，“汉代崇尚儒家学说，民风纯厚；近代轻视儒学、重视法律，所以国家就越来越衰败。”太宗表示同意这种说法。
右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接受了人家贿赂的绢，太宗知道后说：“顺德这样的人才如果对国家有用，我可以和他共同分享国家的财富，他何必这样贪恋财物呢！”太宗爱惜他有功于国家，没有治罪，并且赏赐他数十匹绢。大理少卿胡演说，“顺德违反法律接受财物，本来不应该免罪，为什么又赏赐他呢？”太宗说，“如果他有人性的话，接受赏赐比遭受刑罚还感到屈辱；如果他不知道羞愧，与禽兽无异，杀了他又有什么用呢！”
选用廉吏
在选用人才方面，唐太宗平抑门第，命高士廉选《士族志》，以“立功、立德、立言”为标准，重新评估士族，无功德者一律除名。即注意按照“才行兼备”的标准选用官员，不问出身、不计恩怨。著名的文武大臣中，魏征当过道士，尉迟恭做过铁匠，张亮出身农民。魏征原是太子建成的旧臣，曾谋划过暗害太宗，李靖、尉迟恭是降将，但均被予以重用。他还在隋朝科举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选拔官员的制度，用科举代门第，破门阀之见，使出身寒微之士有仕进之机。
太宗还对有“品位”的官员提出了四个要求，称为“四善”，即德义有闻；清慎明着；公平可称；恪勤匪懈。对个别部门更提出了带有针对性的要求，例如，为考校之最──扬清激混，褒贬必当。为判事之最──决断不滞，与夺合理……一共“二十七最”，为贞观之初立制，每个人按照太宗的要求去做，尽心尽责。太宗更以“居官谄诈，贪混有状”八个字来判定德行为“下下等”的官僚。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侍御史马周上疏道：“治理天下以民为本。欲使百姓安乐，唯有选拔合适之人出任刺吏、县令。”太宗深表同意，并断然要亲自挑选刺史。他还亲录刺史、都督之名于宫中的屏风上，随记其功过，以备升贬。另派李靖为黜陟大使，巡视全国政务，考察官吏勤惰。
对于官僚的贪污问题，唐太宗除了用刑罚之外，主要是要令众臣从心底里明白“贪”其实是一种愚蠢的行为。他向大臣们举了一些例子。太宗举例说：“曾有秦惠公要伐蜀国，但不知路线，于是令人刻了五头石牛，然后在后尾各放一面金块。蜀人以为这是拉(排泄)金粪的牛，连忙把它们拖入川。秦军顺着地上的痕迹追踪，后来灭了蜀国。”
太宗还提醒群臣说：“鸟栖于树，犹恐树不高，故结巢在树之巅。鱼藏于水，犹恐水不深，故穴居在水之床。但两者皆被人捕捉到，原因只在贪食诱饵而已。汝等切勿以身试法！”
为了了解官员受贿的情形，太宗秘密派人假扮行贿者试探这些人。有一个司门令史接受了一匹绢，太宗打算杀了这个受贿的官员。民部尚书裴矩劝阻说，“做官受贿，确实犯了死罪。但是陛下派人行贿，设法使人落入法网，也不符合‘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古训。”太宗听后很高兴，告诉文武百官说，“裴矩做官能够据理力争，不因为在皇帝面前就惟命是从。如果每件事情都这样，何必担心国家治理不好呢？”
有一次，民间有人上书请求清除佞臣。太宗问道，“谁是佞臣呢？”上书人说，“皇帝可以假装愤怒来试探，据理力争的是直臣，害怕皇帝威严顺从的就是佞臣。”太宗说，“皇帝是河水的源头，群臣是大河的水流。源头污浊了却要求河水清澈，不太可能。我使用了诈术，怎么能够要求群臣耿直呢？我以至诚之心治理天下，常常对过去的皇帝喜欢用权谋对待群臣感到耻辱。你的计策虽然好，我也不想采用。”
唐太宗时期，大臣俸禄高，而且大多廉洁守法，所以政治十分清明。
正是在上述统治方针下，在众多良臣的辅佐之下，唐太宗缔造了持续近三十年的的太平盛世—–贞观之治（627-64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