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和刘禹锡都是唐朝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柳宗元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刘禹锡有着“诗豪”之称，相信大家在上学时都有学过他们的作品。刘禹锡与柳宗元交好，人称“刘柳”，刘禹锡又与白居易常相唱和，又并称“刘白”。
李白和杜甫合称“李杜”，元稹和白居易合称“元白”，李商隐和杜牧合称“小李杜”，文学史上把刘禹锡和柳宗元合称“刘柳”。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刘柳的友情显然超过了李杜、小李杜甚至元白。他们不仅是文学上齐名的双子星座，也是现实生活中肝胆相照的至交。
刘禹锡生于772年，柳宗元小他一岁。793年，21岁的刘禹锡和20岁的柳宗元同榜中进士，这应该是他们毕生友谊的开端。两人在地方上任职一段时间后，分别于802年和803年调回京师长安，均在御史台任职。
刘禹锡和柳宗元的命运因为中唐时期的著名改革——“永贞革新”而拴在了一起。
安史之乱后，唐朝横生两大毒瘤，不仅导致帝国日益衰弱，也导致了帝国最终灭亡。这两大毒瘤就是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
779年6月，唐代宗去世，其子李适即位，是为唐德宗，改次年为建中元年。建中元年的刘禹锡和柳宗元，尚在幼年。
唐德宗登上皇位时已37岁，是一个心智成熟，对国家了若指掌的中年人。他的理想就是把帝国这艘方舟从衰弱而危险的水面，重新驶到贞观和开元那样的强盛而安全的海域。为了实现这一理想，唐德宗上任伊始，着手改革。
首先，罢免地方贡物和减少宫廷服务人员，以此减轻地方政府和民众负担。他先后免除诸州府、新罗、渤海以往每岁必贡的用于田猎的鹰、鹞;山南的枇杷、江南的柑橘，除了供给宗庙用于祭祀外，“余贡皆停”;剑南的春酒每年原贡10斛，也“罢之”。此后，他又下诏，令各地政府及各藩属国“不得贡珍禽异兽”。为表决心，还把文单国(今缅甸)所贡的32头大象，从宫苑赶出，放生荆山之阳。
更重要的是，唐德宗听从杨炎建议，自即位第二年起实行“两税法”。两税法的核心，就是国家根据民众贫富差别，征收相应的财产税和土地税，在一年里分成夏税和秋税完成。两税法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土地较少的普通农民的负担。
但是两税法实施后的公元742年，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就擅自超征20%，此后，其他节度使群起效尤。
唐德宗明白，财税也好，贡物也罢，都只是帝国的疥癣之疾，威胁最甚的心腹大患还是已成燎原之势的藩镇割据。
唐德宗的削藩之路，从取消已成惯例的节度使“父死子继”开始，迈出第一步。781年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去世，其子李惟岳秘不发丧，盗用李宝臣名义上书朝廷，请求由李惟岳世袭，被唐德宗拒绝。
于是，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又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就此拉开帷幕。一方是绝不让步的唐德宗，一方是多年坐大的四大藩镇。由于中央软弱，四节度使叛乱时，唐德宗能调动的部队少得可怜。迫不得已，只好借助效忠朝廷的另一些节度使，去征讨叛乱的节度使。孰料，原本倚仗平叛的军队，转眼间也裂变为叛军。唐德宗派宦官去安抚，叛军的回应是将宦官射死。当叛军一路鼓噪，直接冲击皇宫时，唐德宗不得不仓皇出逃，暂居奉天(今陕西乾县)。
严峻的形势下，唐德宗意识到削藩之路已走入死胡同，他只好向藩镇示弱，以姑息的方式换和平。784年正月，唐德宗改元兴元，下罪己诏。也就是说，唐德宗志在解决藩镇的改革，在付出了沉痛代价后，问题不仅没解决，反而更加严重——从那以后，藩镇“父死子继”或是“私相授受”就成为朝廷无权亦无法过问的“自家内政”。
唐德宗把烂摊子交给了他的继承者——长子李诵。805年，这一年刘禹锡34，柳宗元33，均以诗文名满天下。尤其重要的是，二人都在御史台任职。御史品级不高，却“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隶整朝仪”，深得士庶景仰。更何况，刘、柳都是怀抱利器，身怀匡扶天下大志的俊杰之士。
唐顺宗生于761年，登上帝位前，他做了25年太子。唐德宗被乱兵所逼逃离长安，唐顺宗担纲断后掩护。坚守奉天孤城，他身先士卒，乘城拒战，亲自为受伤士兵包扎伤口。
唐顺宗还是储君时，身边有两位可以信任的师傅，后来“永贞革新”的班底，正是以这两位师傅为核心搭建。两位师傅一个是王伓，一个是王叔文。“永贞革新”又称“二王八司马事件”，这二王，就是王伓和王叔文。至于八司马，那是包括刘禹锡、柳宗元在内的8位革新派灵魂人物。革新失败后，他们被贬谪为边远地区司马，故称“八司马”。
考察“二王八司马”，他们大多出身于官宦家庭，变法前，多在监察部门和组织部门任中下层职务。他们富于理想和激情，才气纵横，文辞典雅，但缺乏政治的历炼与经验，往往以为能凭着所拥护人物的一纸诏书，改革就能水到渠成。等多年以后，刘禹锡和柳宗元在政治上受尽挫折才明白，仅有满腔热血远远不够，现实往往会辜负理想。
在唐顺宗认可下，“永贞革新”如同黑夜里划亮的一根火柴，短暂地照亮了中唐沉寂的夜空。对唐朝来说，永贞革新是一次至关重要的改革，改革成功，大唐有可能中兴;改革失败，则前途未卜。刘禹锡和柳宗元都得到了提拔:刘禹锡为屯田员外郎，柳宗元为礼部员外郎。职务虽不高，但因参与变法，实权很大。
由于中风后的唐顺宗几乎不能言语，也就没法与大臣们直接交流，只得由宦官李忠言和妃子牛昭容随侍左右。其操作方式是:王叔文坐镇翰林院，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他对政务的处理，先告知王伓，由王伓进宫见李忠言和牛昭容，再由李、牛转告唐顺宗。唐顺宗一旦认可，由李、牛转达给王伓，王伓转达给王叔文，王叔文再会同韦执谊贯彻执行。
如同唐德宗早年的改革一样，“永贞革新”的目标几乎相同，那就是内抑宦官，外制藩镇。但事实上，永贞革新的100多天里，还根本没有真正触及这两大痼疾，只是对一些表面的东西作出了调整。然而，即便如此，宦官和藩镇已经开始不满。
很快，在宦官及藩镇的屡屡施压下，唐顺宗被迫同意太子监国。几天后，他又下诏禅让，由太子即位，他退居二线，称太上皇。就在距太子登基大典还有3天的805年8月6日，一道以太上皇名义下达的诏书发布了:贬王叔文为渝州司户，王伓为开州司马。一个多月后，处分刘禹锡和柳宗元等人的圣旨也下达了：柳宗元为邵州刺史，刘禹锡为连州刺史，韩泰为抚州刺史，韩晔为池州刺史。
当刘禹锡和柳宗元准备履新时，路途上，更大的打击追了上来:朝廷收回成命，刘禹锡、柳宗元等人改任边远地区司马——刘禹锡贬朗州，柳宗元贬永州。
江湖路远，这一去，转眼竟是十年。刘禹锡贬谪的朗州(今常德)和柳宗元贬谪的永州，都在湖南境内，相距只有300多公里，但在唐代，却有关山阻隔之感。按唐制，贬谪之官名义上还是官员，实际上却像柳宗元说的那样:俟罪非官身。不经朝廷允许，不能跨越谪所半步。
柳宗元与刘禹锡
十年后的早春二月，洞庭湖畔，刘禹锡与柳宗元久别重逢，结伴重返长安。
在淳于髡墓前，两人一边聊起淳于髡的故事，一边约定各写一首诗。当天晚上，刘禹锡先写出来:
生为齐赘婿，死作楚先贤。应以客卿葬，故临官道边。
寓言本多兴，放意能合权。我有一石酒，置君坟树前。
长安在望时，二人的必经之地是灞桥附近的灞陵。灞陵既是从长安通往中原和南方的必经之路，也是唐人的送别之处，建有供行人休息的亭子。亭中小憩时，柳宗元口占一绝:
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
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
然而造化弄人。柳宗元和刘禹锡想不到，灞桥的野花还没凋谢，他们又将结伴同行——这一回，是再次告别长安，奔赴更加遥远的南方。也就是说，他们满怀希望地回到长安，但只呆了一个多月。
这年春天，八司马中除已去世的凌准和韦执宜，以及早几年调往淮南的程异外，其余5人都回到了长安。朝廷还没来得及安排他们，他们也就没有公务处理，正好趁此机会重温久违的京师生活。
宽达150米的朱雀大街是长安城的南北中轴，皇宫和官署在城北，朱雀门就是皇城的大门。朱雀门外，大街两侧，都是整齐的里坊，其间点缀着难以计数的寺庙和道观。
隔着朱雀大街与兴善寺遥遥相对的是玄都观。唐朝时，是长安的热门景点，以园子清幽雅致著称。在京任职时，柳宗元与刘禹锡经常利用休沐日到玄都观游玩。唐朝正逢我国历史上的又一个温暖期，长安的平均气温比今天高两度左右，春天自然也来得更早。早春二月，长安城花开灿烂。
刘禹锡和柳宗元等几位一同被召还的好友同游了玄都观。之后，刘禹锡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诗: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随即，这首题为《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的诗传遍京城。
武元衡是女皇武则天的曾侄孙，唐德宗时三迁至右司郎中，后来又擢为御史中丞。
为唐德宗举行葬礼时，武元衡担任山陵仪仗使。所谓山陵仪仗使，又称山陵使，负责掌管帝后陵寝制度和监造帝后陵墓。其时，刘禹锡想到山陵使手下做仪仗判官，但武元衡没答应。
唐顺宗继位后，王叔文派柳宗元劝说武元衡，希望他支持革新。武元衡明确拒绝了。作为报复，王叔文趁机把武元衡降职，调任太子右庶子。不想，唐顺宗在皇位上才几个月就驾崩了。唐宪宗继位，立即重用武元衡，升任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相当于宰相。
武元衡自然读出了刘禹锡诗中的讥讽和嘲弄。他把这首诗呈送唐宪宗御前，唐宪宗原本就对“二王八司马”颇为不满，读了刘禹锡的诗，又听了武元衡添油加醋地解读，不由龙颜大怒。
依唐宪宗和武元衡的意思，准备将刘、柳等人贬到比之前更加偏远落后的地区，继续做个编外的司马之类的闲职。不过，要真正落实，还得征求另一个人的意见，那个人就是裴度。裴度坚决反对。他的理由是:刘禹锡、柳宗元等人贬谪已超十年，对他们的处分够重了。现在正值多事之秋，把他们召回京城，本想借此缓和矛盾，奈何再次重处?
武元衡与裴度在御前争论不休，唐宪宗作出最后决断:把5个人都提拔为正四品的刺史。不过，任职的地区比之前更偏远——事实上，柳宗元等人第一次被贬谪时，最初的任命就是刺史。具体分配是:柳宗元任柳州刺史，刘禹锡任播州刺史，韩泰任漳州刺史，韩晔任汀州刺史，陈谏任封州刺史。
旨令下达后，柳宗元连夜给唐宪宗上了一道奏折。
他不是为自己喊冤，他是为一个老人担忧，那个老人便是刘禹锡风烛残年的老祖母。
老祖母刚随刘禹锡从朗州到京城一个多月，马上又要前往遥远的播州。播州即今天贵州遵义，当时是一个只有几百户人家的极其遥远的穷苦之地。年过八旬的老人要在这种崎岖险恶的路上行进数千里，耗时三四个月，不用说，自然九死一生。
柳宗元想施以援手，向唐宪宗求情。他在奏折中饱含深情地写道:“禹锡有母年高，今为郡蛮方，西南绝域，往复万里，如何与母偕行。如母子异方，便为永诀。吾与禹锡执友，何忍见其若是?”柳宗元还提出，柳州虽然也远，到底比播州好些。他希望唐宪宗同意，他和刘禹锡对换，他去播州，刘禹锡去柳州。
唐宪宗读了奏折，大为生气，认为柳宗元在讨价还价。幸好，有正直的裴度站出来打圆场。裴度道:陛下刚侍奉太后，不应该说这种话。唐宪宗听了，自觉失言。于是，他重新对刘禹锡作了安排:改去连州。连州在今天的广东，路程虽远，但水路较多，条件比播州好。
刘禹锡一直被蒙在鼓里。等到改任连州刺史的旨令下达时，他才知道是柳宗元为他上书请求才峰回路转的。
几天后，柳宗元与刘禹锡一同离开了长安。从那以后，柳宗元再也没有回来过。
柳宗元将在4年之后，以47岁之龄病逝异乡。此后，刘禹锡费时5年，收集、整理、编辑柳宗元留下的诗文。在他任夔州刺史期间，工作终于完成，刘禹锡亲自作序并刊行于世。
柳宗元留下的孩子，也由刘禹锡养大成人。其中一个大名叫柳告，字用益。863年，中进士并入仕。此时，距柳宗元去世已经44年，而刘禹锡也已去世21年。
柳宗元去世时，刘禹锡48岁。没有柳宗元的岁月，刘禹锡还要过上漫长的23年。如果说柳宗元因英年早逝而没能迎来人生春天的话，那么，比他多活了23年的刘禹锡在多年贬谪后终于苦尽甘来。
晚年，刘禹锡闲居洛阳，过着优雅自在的诗酒生活。然而，对壮年时的磨难，对化作尘土的亡友，他一直铭记在心。去世前一年，他在撰写自传时，犹自深情地回忆起与柳宗元共事的情景。对他和亡友来说，那都是一段难以忘怀的风云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