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的皇帝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各种手段层出不穷，而文人们的谈论主题和文学作品重要是政治思想的传播载体，这就使得许多朝代的统治者都选择了加强对文人的统治，「文字狱」和「焚书坑儒」这都是古代上有名的残忍事件，不只是珍贵的文学作品被毁掉，就连无数文人的性命也无辜受到牵连。不过在宋朝却并没有这种情况发生。
因为宋朝先祖留下了祖训，任何皇帝都不允许迫害士大夫和言官，也就是通俗意义上的文人，这在史料《避暑录话》中有过详细的记载，宋太祖赵匡胤在太庙中建立过一座石碑，也被叫做「誓碑」，每位新任皇帝都会来到太庙，身边只能跟着一位小太监，而这位小太监还是不识字的，这样一来只有皇帝本人知道石碑的内容，历任皇帝都是这样的做法。
可石碑的谜团并没有被死守成功，在靖康之耻发生后，金兵占领了皇宫，而太庙中石碑的内容也公之于众，上面只是写着两条「禁令」，简而言之，一条为赵氏皇帝不能伤害柴氏子孙，即使是柴氏子孙做了过分的事，也不能以刑律处罚，可若是他们犯了谋反之罪，赐他们自尽，二便是不能杀害文人士官。若是有人违反这两条禁令，那么赵氏子孙一定会受到天罚。
宽待柴氏子孙，这？？倒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宋太祖赵匡胤是从柴氏手中夺来的皇位，当初也是柴氏提携了宋太祖赵匡胤，让他成为大将军，所以宋太祖赵匡胤写出这样的禁令，想必是心中有愧。而这第二条大概是因为他本人是武将出身，士大夫和文人的政治才学能够好好辅佐赵氏江山，所以他希望后世子孙可以重视士大夫等官员。
不过也正是因为宋太祖赵匡胤如此的做法，写下禁令，若是违反，那么子孙必遭天谴，使得历任皇帝都会看重文人，文人们受到的待遇也算是历朝历代中最好的了，也因为轻易不赐死，宋朝敢于直谏的文官不在少数。这样的制度可以说是很有效的了，没有人会拿自己的子孙后代开玩笑，宋朝传承了三百多年，而这禁令也被执行了三百多年，实属奇迹。
在《宋史》中曾经记载过一位敢于直谏的言官，名为寇老西儿，在他与太宗讨论政事的时候，意见不合，他竟然是扯着皇帝的龙袍，让生气的皇帝坐下，继续听他讲道理，事后太宗也并没有责怪寇老西儿。因为太宗知道寇老西儿是一片忠心，虽然冒犯了皇帝，可也都是为国家和皇室好，甚至是将寇老西儿认为是唐朝的魏征。
仁宗时期的包拯而已同样以敢于直谏而出名，直言不讳，丝毫不怕得罪同僚，也不怕冒犯皇帝，不过也好在赵祯当真是一位好帝王，任人唯贤，虚心纳谏，这才包拯能够多次冒犯进言。比如仁宗的爱妃张贵妃想要让皇帝给她的伯父赐职，仁宗也打算答应，可包拯认为这样做会让外戚掌权，祸乱政权，所以直言其利弊，可仁宗并不看重，但包拯并没有放弃，直言上谏，言语激烈，这样挑战皇帝的权威，一般下场恐怕就是被斩头了，可宋朝的祖训和仁宗的仁善让包拯顺利为官几十年。
仁宗去世后，不只是满朝文武大臣和全国人民的悲伤之事，连辽国人民都为其恸哭，原来是敌国，可赵祯的仁政却使得两个国家四十二年没有发生过战争，两国已经是兄弟之国，辽国耶律洪基为其建立了衣冠冢，让子孙后代对待赵祯就如同对待自家祖先一般，可想而知宋朝赵祯的影响有多大。
王安石改革是古代上的一件变法大事，无论成功与否，此事引起的轰动不同凡响，当时改革派和守旧派在朝堂上形成对立之势，神宗虽然想着任用改革派对政治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可守旧派坚决不同意。若是放在明太祖朱元璋的身上，恐怕违逆者都一并被处死，但宋朝的禁令不允许神宗这么做，这便导致朝堂上形成了僵硬的局势。
神宗不想再忍耐守旧派了，他想着杀一个人以杀鸡儆猴，可大臣们不同意了，认为宋朝从来没有发生过诛杀士大夫的事例，皇帝不可以破例，所以神宗最后还是没有处死那位渎职的大臣，只是打算将他刺面再发配边关，可谁知这样做也引起了大臣的反对，认为这是对士大夫的侮辱，惹得神宗大怒。
王安石虽然是改革派的领头羊，得到了皇帝的支持，可守旧派也同样顽固不化，一时间新政无法推行，所以几个改革派的臣子想出了一个主意，杀掉几个守旧派的大臣，这样就可以威慑守旧派，削弱他们的势力，为了能够推行新政，几条性命的牺牲也是可以的。此主意一出，连王安石的儿子也同意，还说将韩琦和富弼的脑袋挂在闹市，这样就不会再有人敢干涉新政了。
王安石听到他们的话，并不同意，他认为若是开了诛杀士大夫的先例，那么日后士大夫文人的地位就失去了保障，朝廷上也不会再有人看重士大夫了，那么朝廷上将会变为屠场。也正是因为宋朝的祖训，使得文人在朝廷上的地位尤其主要。
有了士大夫的积极发言，才能保证国家的政治清明，宋朝发展繁荣，在古代上的地位尤其主要，可即使这样也不能抵挡蒙古人的铁骑，一朝文明终究还是被摧毁了，三百年的传承也还是断了，从此以后没有哪个朝代能和宋朝在文人优待方面上媲美了。
因为宋太祖赵匡胤立下的两条禁令，宋朝子民的凝聚力还是非常强的，即使是国破后，也仍然有十万多的军民愿意同国家共存亡，这样看来宋朝确实是许多普通文人和士大夫的向往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