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东西方文明的伟大相遇与融合之地)

唐朝京都长安城是在隋大兴城的基础上修建完善的,分为皇城、宫城和郭城三部分。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活动中心,长安城规模宏大,气势磅礡,结构匀称,布局整齐。

城内有南北并列十四条大街和东西平行十一条大街,将全城划分为一百零八个里坊和东、西二市。大街的宽度从二十五米至一百三十四米不等,两旁成行成列的种植槐树并挖沟渠以防雨季。里坊内除安置大量居民外,还布列佛寺、道观和王府,盛唐时坊内的寺观多达一百五十七处。城内夜晚实行宵禁,但寺观和三品以上官员府第不在此限。东、西二市则是手工业和商业店肆的集中地。东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方珍奇皆所积集;西市内遍布经营珠宝、香料的胡商和蕃客,热闹繁华的程度达到塞街斥市。正是“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

长安城的宫殿有三大“内”之称,即:太极宫(西内)、大明宫(东内)、兴庆宫(南内)。太极宫是唐太宗接见群臣处理朝政的地方,奠定唐代盛世的“贞观之治”就是在这里确立和推行的。其建筑群以庄重威严见长。

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唐高祖年高体弱,难耐酷暑,太宗皇帝遂在宫城东北角修建大明宫,以备唐高祖消暑之用。大明宫正门为丹凤门,北门为玄武门,正殿为含元殿,其北面有宣政殿、紫宸殿、麟德殿等,殿宇嵯峨高低错落,楼阁辉映飞廊相接,显得雄浑瑰丽,蔚为壮观。

大明宫城有十一道门,东墙之门外驻左三军,西墙之门外驻右三军,严密守卫宫廷。城墙内设宫墙,此乃第二度防线。两墙之间荡然无物,如一条萧飒的胡同街,闯进者无掩盖必死于箭下。

长安城在大唐三百多年间经过多位帝王的进一步建设,变得日益美好和完善。公元742年开漕渠入西市,开潭作贮积材木之用;827至840年间淘治曲江芙蓉园,曲江池面积七十万平方米,芙蓉园的面积达一百四十四万平方米。花开时节香飘满城,士庶泛舟游乐池中,盛极一时。

至此一代名城长安在世界古代城市建设史上树起了一座新的里程碑,对唐以后的城市,以至日本奈良,京都等城市的建设,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长安不仅是唐朝的首都,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是一个举世闻名的国际都会,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中心,这是由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的。

长安是东西方交通的枢纽,西域各国和唐朝的往来,必须经过长安;东亚、南亚各国经陆路与西域交往,也必经过长安;因为长安是首都,各国使节往来频繁,他们带来异域文化的同时,也将璀璨的大唐文化带回自己的国家;作为文化中心的长安,自然吸引了众多才智之士云集于此,诗歌曲赋,新声佳曲,由此传播。

美国学者Schafer在其所着的《唐代的外来文明》中说:“在唐朝统治的万花筒般的三个世纪中,几乎亚洲的每个国家都有人曾经进入过唐朝这片神奇的土地—前来唐朝的外国人中,主要有使臣、僧侣和商人这三类人。”他还说,在长安城的外来居民的数量相当大,主要是北方人和西方人,即突厥人、回鹘人、吐火罗人和粟特人,也有许多大食人、波斯人、天竺人。

唐朝与东邻朝鲜和日本的交往更为密切,这种交往主要是以长安为中心进行的。

唐初,朝鲜半岛上仍然是高丽、百济和新罗三国的鼎立局面,他们都遣使和唐朝往来。新罗于675年(上元二年)统一了朝鲜半岛。根据史书记载,有许多新罗学生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他们归国后积极传播大唐文化。新罗的法律、科举、科技、佛教、学校等都深深的受到唐朝的影响,基本是仿照唐朝建制的。可以说,那时候的新罗是唐朝的一个微型翻版。

而7世纪到8世纪的日本,也可以说是唐朝的另一个微型翻版。当时的日本对唐朝的昌盛极为赞赏,因此向唐朝派遣的使者、留学生和学问僧数量很多。

631年(贞观五年),日本派出了由留学生和学问僧组成的第一次“遣唐使”到长安。到838年(开成三年)止,日本派出遣唐使共十三次,另有派到唐朝的“迎入唐使”和“送客唐使”共三次。唐初,日本派出的遣唐使团一般不超过二百人,从8世纪初起,人数大增,如717年、733年和838年派出的三次遣唐使,人数均在550人以上。

1970年在西安发现的日本银币,很可能就是遣唐使带来的。日本奈良东大寺内正仓院所存放的唐代乐器、屏风、铜镜、大刀等珍贵文物,就有一部分是遣唐使带回去的。为了吸收中国的文化成果,日本选派了不少留学生来唐学习,他们被分配到长安国子监学习各种专门知识。如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长期留居中国,擅长诗文。在唐历任光禄大夫、秘书监等职。他与著名诗人李白、王维等人有着深厚的友情,常作诗相酬赠。日本留学生回国以后,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日本来中国学习的学问僧共约九十余人,其中最著名的是空海。他于804年(贞元二十年)来中国,在长安青龙寺向惠果学密宗,回国时带回一百八十多部佛经。他还对中国的文学和文字有深刻的研究,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僧人也不断东渡日本,沟通中日两国的文化,其中贡献最大的是鉴真和尚

鉴真,姓淳于,扬州人。他对于律宗有很深的研究,在扬州大明寺讲律传戒。他应日本圣武天皇的约请东渡日本,经过六次努力,历尽艰险,双目失明,终于在754年(天宝十三年)携弟子到达日本,时已年近七旬。鉴真把律宗传到日本,同时还把佛寺建筑、雕塑、绘画等艺术传授给日本。日本现存的唐招提寺,就是鉴真及其弟子所建,它对日本建筑有重要的影响。鉴真精通医学,尤精本草,他虽双目失明,但能以鼻嗅分辨各种药物,对日本医药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教育方面,天智天皇时期在京都设立大学,以后学制逐渐完备,各科学习的内容基本上和唐朝相仿。在语言文字方面,8世纪以前,日本使用汉字作为表达记述的工具。留学生吉备真备和学问僧空海在日本人民利用中国汉字的标音记意基础上,创造了日文假名字母,吉备真备用汉字楷体偏旁造成“片假名”,空海采用汉字草体造成“平假名”。这些新体文字的发明,大大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同时,日文的词汇和文法也受到汉语的影响。

历史上的长安,作为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所,为后世留下了众多引以为傲的古迹,让后人在品味的同时,不免泛起思古之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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