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平乐》的开场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情节，那就是在宋仁宗赵祯知道自己的母亲不是刘太后以后，开始与刘太后对抗，尤其是在朝堂上用范仲淹申请丁忧来讽刺刘太后，事后刘太后也是这样评价宋仁宗。因为范仲淹为母丁忧而请辞，宋仁宗抓住这个点讽刺刘太后，不让自己对真正的母亲尽孝，因此在朝堂上引起了争吵。
不过这并不会对刘太后造成太大影响，只能让刘太后心里不舒服，因为名义上刘太后和宋仁宗赵祯是母子，在外人看来，赵祯和刘太后母慈子孝是第一要事，而宋仁宗也只是借此发泄一下心中不满。
话又说回来了，这个丁忧到底是怎么一个规矩，为什么父母死了要丁忧呢?
丁忧起源非常早，这源于中国古代以孝治天下的传统，“丁忧”又被“丁艰”, 是古代遭父母之丧的通称。丁忧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我国就产生了子女为父母守丧三年的丁忧丧俗。《礼记·丧服四制》有记载：“ 三年忧, 恩之杀也”，《礼记·三年问》也有记载：“三年之丧, 天下之达丧也”。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证明，儒家提出“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 惟送死足以当大事”。《离娄下》的丧礼思想，逐渐形成了“丁忧”期间不婚娶、不宴饮、不作乐、不生子、不外游等一系列十分严格的丧俗行为规范。而到了汉朝，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此“丁忧”服丧演化成为历代王朝“孝治天下”的强制性法律措施。
丁忧是针对所有的百姓，当然要包括皇族，丁忧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还好说，只要遵守就可以了，但是对于官员来说就非常的痛苦，丁忧意味着官员无法继续处理政务，因此就慢慢有了官员要回家丁忧三年，然后再回来做官的制度。
官员也是普通老百姓的表率，因此封建王朝也就有了专门的丁忧制度， “丁忧”服丧被纳入相关法律细则条文, 凡有违“丁忧”规定的各类行为，均被列为“不孝”犯罪而被施以严厉的刑律惩罚。比如:“诸闻父母若夫之丧, 匿不举哀者, 流二千里。丧制未终, 释服从吉, 若忘哀作乐, 徒三年”。
官员作为中国古代孝治施政的管理阶层，是普通老百姓的表率，他们除必须严格遵守上述“丁忧”刑律的普遍性规定之外, 封建国家对这一群体最具特殊性的要求，是三年“丁忧”必须解官去职, 脱离职权岗位。而这个制度最早见于汉朝，《后汉书·陈忠传》载陈忠之言曰：“高祖受命，萧何创制，大臣有宁告之科，合于致忧之义。”这就证明自汉初朝廷就有了大臣告假回家守父丧的制度，汉朝以后逐渐成为定制。
但是对于官员来说这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在古代封建王朝，对官位的贪恋、对权力的追逐是官员群体甚至说是人的共同目标，因此很多人不愿意丁忧，而对于那些官运亨通、仕途正盛的官员，因为丁忧而离开官场三年，再回来的时候已经物是人非，可能就错过了最好的上升机会。因此很多官员千方百计的想避免丁忧，所以主动要求丁忧的官员会受到称赞。
但是在朝中有些非常重要的大臣或者武将，皇帝不能失去他们，因此就有了“夺情”，“夺情”又称“夺哀”或“夺丧”, 是由“丁忧”所派生的一项重要官场人事制度。其内容包括：朝廷对遭受父母之丧的大臣要员, 不许解官， 命其继续留职，素服理政办公;或官员丧期未满， 朝廷特许终止其服丧守制，在“丁忧”期内起复任职。
但夺情是有风险的，毕竟这是与以孝治天下的原则是相违背的，也会被其他同僚看不起，比如张居正就曾经被夺情过，等张居正死了，夺情就成为了一大罪状，成为贪恋权力的典型。
正因为主动丁忧是孝道的表现，所以宋仁宗才拿这件事情讽刺刘太后，范仲淹都可以丁忧，而皇帝却不能与自己母亲相认，可以说杀伤力还是非常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