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政治清明，宦官数量不多，地位也很低，只负责皇宫内的守卫和清扫等事宜，无权过问军政大事。玄宗时，这种情况发生了显着变化。开元、天宝年间，宦官激增至三千人，其中五品以上的宦官达千余人，宦官高力士尤被重用，开元末年以后，他居然可以审阅大臣送来的奏章，小事由其处理，大事才由玄宗自己裁决。诸王公主称高力士为“阿翁”，太子称其为“二兄”。此外，玄宗还委派宦官监军到藩国出使等重任。不过，此时宦官势力虽然已经抬头，但对皇帝还是惟命是从，凡事不敢擅专。
安史之乱后，宦官掌握了军权和财权，皇权开始削弱。唐朝宦官专权始于肃宗和代宗时期。肃宗就是由宦官李辅国扶持即位的，而即位后的肃宗对其十分宠信，让其掌管禁兵，并升任兵部尚书。肃宗还任命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前线著名将领郭子仪和李光弼均受其节制。此外，宦官还掌握了国家财权。
从代宗开始，还以宦官二人充内枢密使，掌管机密、承宣诏旨，权力很大，他们和二护军中尉合称“四贵”。宦官有了武力作后盾，地位愈加巩固。他们有权任免将相，地方上节度使也多从禁军中招用。由于宦官掌握大权，藩镇多引为内援；宦官为了？？增加自己的实力，以便控制皇帝，也多引藩镇为外援。
德宗时所设护军中尉二人、中护军二人，全以宦官充任，统率左右神策军、天威军等禁军。从此，宦官掌典禁军成为定制。
宦官擅权给整个社会带来了灾难。当皇帝不满于宦官时，宦官可以杀死并废立皇帝。唐后期的顺宗、宪宗、敬宗皇帝皆死于宦官之手，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都是由宦官拥立的。也就是说，从宪宗起到唐亡，皇帝都形同傀儡，宦官成为唐朝的实际统治者，而宰相、大臣则成为宦官的附庸，即“南衙”（外朝）成为“北司”（内朝）的附属机构。
除了宦官专权之外，由于政见与利益的分歧，朝廷中形成了不同的派系，互相对立，这就是所谓的朋党。
晚唐时期的朋党之争主要是“牛李党争”。唐朝中央的官僚主要由两种人组成，一是门荫出身，另外则是进士及第出身。依据政治倾向来说，门荫出身的多倾向于没落的门阀士族，进士出身的多倾向于与门阀对立的庶族。
唐朝每年平均中进士的不过三十人，但在官僚阶层中却居于主导地位，他们的政治地位相同，情趣相合，所以很容易结成党派。当时同榜登第的进士称同年，进士对考官称座主，考官对被他录取的进士称门生，他们之间关系密切，互相援引。士族地主一贯以阀阅自矜，尽管他们的地位已经每况愈下，但他们瞧不起庶族，仇视进士。这两种出身官员之间的明争暗斗，由来已久，其中历时最长、斗争最烈的是以牛僧孺为首的“牛党”和李德裕为首的“李党”之间的“牛李党争”。
牛、李开始结怨是在唐宪宗时期。808年（元和三年）制科考试时，应试的牛僧孺、李宗闵等通过对策，指斥时政，言词激烈，被主考官录取。当时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为宰相，认为他们攻击自己，因此向宪宗哭诉，并指出考试中有舞弊现象。结果考官都遭贬逐，牛僧孺等也长久不予升迁。这是牛李党争的序幕。
牛、李两党斗争的高潮是在文宗时期。两党斗争的形式是两党交替掌权，一党掌权，不问敌党有无人才，一律排斥；不问敌党政策是否可取，一律更张，完全把朋党的利益置于国家社会利益之上。朋党之争的结果是政治更加腐败。
面对牛、李两党的激烈倾轧，文宗束手无策，哀叹说：“去河朔藩镇非难，而除此朋党实难！”
宣宗之后，牛、李两党的领袖人物相继死去，这场持续长达四十年之久的朋党之争终于停息。
宦官集团在面对朋党之争时，内部也出现了分裂，但最终一致对付外朝大臣，外朝大臣也相机应变。
一些不甘心受宦官集团的支配的朝臣也曾进行革除弊政、削夺宦官权力的努力，比如顺宗时期的“永贞革新”和“二王八司马”事件以及文宗时期的“甘露之变”，但结果是相关大臣或被贬或被杀，宦官势力更加难以动摇。从此，“天下事决于被司，宰相行文书而已”。这种混乱局面一直延续到唐末。这为唐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