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医学繁荣的原因(唐宋的医学发展)

两宋医药学在唐代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发展。当时,外国药物大量传入中国,因而在宋代官私编纂的医药书籍中,新药品种不断增加。宋太祖时编刻的《开宝本草》比《唐本草》增加新药133种;仁宗时所修《嘉佑补注本草》又增加新药82种。到北宋末年所编印的《政和经史证类本草》新增药品达628种。

南宋人宋慈(约1186年~1249年)所着的《洗冤集录》,系统的论述了检验尸体的各种方法,是世界上第一部司法检验专着,曾被译成法、英、荷兰、德、朝鲜、日、俄等多种文字,广泛流传,对法医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两宋时期,针灸学也有了巨大的发展。中国针灸学虽有悠久的历史,但因长期传抄,其中所载经络俞穴部位很紊乱。宋仁宗初年,针灸学家王惟一总结了历代针灸医家的经验,统一了针灸穴位,并在铜匠师的合作下,设计用铜铸成人体模型两具,刻划经穴,标注名称,为针灸教学之用;同时写成《新铸铜人俞穴针灸图经》三卷,不久又把《图经》刻石流传,使此后学习针灸的人对俞穴部位能有正确的知识。

南宋的名医李杲(公元1180–1251),字明之,号东垣,后人多尊称为“东垣老人”。中医史上的“宋元四大家”之一。

李东垣小时候就和一般孩子不同。长大后,言语忠诚有信用,行为敦厚令人敬重。他在人际交往上很谨慎,与人接触时没有开玩笑的话。市面上众人以为可资娱乐的场所,他从未去过,似乎天性生来就是这个样子。

由于东垣的母亲王氏卧病不起,让乡里的好几个医生来救治。是寒证还是热证,他们的说法都各不相同,各种药物都用遍了,也无济于事,最后连什么病都没弄清楚就死去了。东垣痛悔自己不懂医学而失去了亲人,于是立下志愿说:“如果遇到高明的医生,一定要努力学医,以此永志自己的过失。”听到易州的张元素先生,人称“洁古老人”,医术闻名天下,他就进献了很多钱物去拜他为师。几年以后,他就全部掌握了张元素的医术。

因为李东垣家中很富足,用不着以医技谋生,又加上他看重自己的品行操守,因此不轻易屈尊为人治病,人们也不敢把他叫作医生。就是那些士大夫得了病,如果不是非常危急,迫不得已,通常也不敢请他来诊治。他最初也没有把医作为名份的事,许多人也不知道他精通医学。后来,他因躲避蒙古军队入侵而到了汴梁,于是才凭借医术结交了一批公卿官僚。他治病时效果显着的验案另有书籍记载,下面只是载于史书中或出于名家手笔的几个验案。

北京人王善甫,是京都的酒官,得了小便不通的病,眼珠子凸出,肚皮胀大得象鼓一样,膝盖以上的皮肉坚硬得象要裂开一样,不能吃不能喝。其他的医生们用了甘淡渗泄的利尿药也没有见效。李东垣对那些医生说:“这个病很深沉了啊。《内经》有言:膀胱是津液之府,必须得气化才能排泄小便。现在用了渗泄小便的药剂,病反而加重了,那是因为气不化的原因。启玄子说:‘没有阳的,阴无法生;没有阴的,阳无法化。’甘淡渗泄的药都是阳药,只有阳没有阴,阳又怎么能化呢?”第二天,李东垣用了阴药给病人服用,结果只服了一剂药,病就好了。

西台掾的萧君瑞,二月中得了伤寒发热,医生给他开了“白虎汤”,结果病人的面色变得墨一样的黑,原来的证状看不到了,脉象沉细,小便失禁。李东垣开初不知道医生用的什么药,等到诊断以后,便说:“这是在立夏前误用白虎汤造成的错误。白虎汤大寒大凉,不是行经气的药,只能寒腑藏之气,如果不善于运用,就会使伤寒本病隐伏在经络之间。有的人又用大热之药去补救,就伤阴气,又会变生出其它病症来,这不是补救白虎汤的办法。我要用,就用升阳气、行经气的温药。”有人诘难他说:“白虎汤是大寒之剂,不用大热药怎么能补救,你那样治怎么行?”李东垣说:“病隐伏在经络之间,阳气不升经气就不行,经气行以后本证又会显现出来了。本证又有什么难治的呢?”后来果然象李东垣说的那样把病治好了。

魏邦彦的妻子,突然间眼睛里长翳子,从下而上的长,颜色是绿的,肿痛得无法忍耐。李东垣说:“翳子从下而上的长,可知病是从阳明经来的。绿色不是五色中的正色,那是肺与肾共同生病而起的邪气。”于是就泻肺、肾的邪气,并用入阳明经的药作为佐使药。服药后本来已经见效了,后来病又复发了三次,并且随着邪气所来的经脉不同而翳子的颜色也各不相同。李东垣便说:“各条经脉都属于眼目,经脉有病则眼目相随。这一定是经络不调,(月)经不调,则眼目之病好不了。”一问之下,果然是那样。于是象李东垣所说的那样去治疗,病就不再发作了。

李东垣治病的情况大都像这个样子。他特别擅长于伤寒、痈疽、眼科疾病。当时的人都把他看成神医。他所着的医书,也在世间得到广泛的流传。

壬辰(公元1232)年间,他渡黄河北上,暂时居住在东平,直到甲辰年(公元1244)才返回乡里。有一天,他对友人周德父(字都运)说:“我老了,想把医术传给后世,却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怎么办啊?”德父说:“廉台的罗天益(字谦甫),性情品行敦厚朴实,常常遗憾自己所学的医术不精纯,有志于学习,你想传授医道,这个人大概可以了吧。”后来有一天,周德父和罗天益一起来拜见东垣。东垣一见面就问:“你是来学习赚钱的医生呢,还是来学习传授医道的医生呢?”罗天益说:“只是传授医道罢了。”于是便跟着东垣学习,日常的饮食用品,都由东垣供给。

学习了三年后,为嘉奖他长期学习不倦的精神,东垣给他二十两白银,说:“我知道你生活境况很艰难,恐怕你思想动摇,半途而废,可用这些银子作你妻子儿女的生活费用。”罗天益百般推辞不接受。东垣说:“我连医道这样的大事都不吝惜,怎么会吝惜金钱这些小事呢?你不要再推辞了。”

临终前,东垣把自己一生中的着述清理校勘,分卷装函,按类编辑,排列在书案上,嘱咐罗天益说:“这些书交给你,不是为了我李明之,也不是为了你罗天益,而是为了天下后世之人,千万不要湮没了,要把它们推广施用下去。”东垣于辛亥年二月二十五日去世,享年七十二岁。

李东垣对《黄帝内经》、《黄帝八十一难经》等古典医籍有很深刻的研究,他的许多创造性的医学理论,都是在《黄帝内经》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实际经验而总结出来的。

当时社会环境因战乱等因素而很不安定,由于精神刺激、饮食不节、起居不时、寒温不调等原因引起的疾病很多,这些病用治伤寒的方法往往治不好。李东垣从实践中体验到这些疾病的致病因素都能耗伤人的元气,成为内伤病的病因,因此提出了“内伤学说”。以后,病分“外感”、“内伤”就成了后世医家辨证的一大原则。

李东垣对“脾胃”在人体健康中的重要作用有着独特而深刻的见解。他在张元素的脏腑病机学说的启发下,结合《黄帝内经》中“人以水谷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之说,认识到脾胃对于人体生理活动最关紧要,提出了“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理论。而内伤脾胃的病因,他认为是“先由喜、怒、悲、忧、恐,为五贼所伤,而后胃气不行,劳役饮食继之,则元气乃伤”。可见他已经认识到了,人的情志变化等精神因素在脾胃内伤的发病过程中起着先导的作用,而形体劳役过度、饮食不节,则是另外两个重要的致病因素。

李东垣的着作,除了三十多万字的《伤寒会要》外,主要还有《医学发明》、《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兰室秘藏》、《此事难知》、《药象论》等书。其中《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和《兰室秘藏》对后世医家影响很大。特别是《脾胃论》,不但创立了中医史上的“补土派”(又称“温补派”),对脏腑辨证和三焦辨证的诊治方法提供了理论基础,而且为后世儒医把儒家学说搀入医理大开方便之门。“调理脾胃为医中之王道,节戒饮食乃却病之良方”,已成后世儒医之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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