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其一生正如大唐由盛而衰的命运般崎岖多舛。而生在苦难中的他依然不减忧国忧民悲天悯人的伟大胸怀，令后世更为敬重，尊为“诗圣”。
成长于大唐盛世的杜甫，年少便怀有经世济民的大志，希望能行儒家兼善天下的理想，诗中不时显出自己雄心壮志，如在早期作品中“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一句，便可见其以圣人之志来要求自己。可惜，时代却不允许他一展“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
杜甫来到长安，愿一展鸿鹄之志却多次谋官不就，这一待就是十年。天宝五年到十四年间，他看透官吏腐败、也深尝了民间百姓疾苦，写下著名的“丽人行”来讽刺权贵的奢靡，以及描述连年征战悲苦景象的“兵车行”。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间，杜甫探亲回家，看到小儿子已饿死家中，内心伤痛不已，于是将长安十年的生活见闻写入诗中，留下了他五言诗的代表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从个人的悲惨际遇推及百姓的痛苦，同时殷切忧虑国家前途。安史之乱前社会的现实景象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句中反映无遗。
很快的，安史之乱肆卷中原。动乱中的杜甫更是藉由诗句倾诉心中的悲苦。杜甫想家，想着鄜州月，更憧憬当年太平盛世的日子，遥想收复中原的那一天。国虽破，但山河依旧在，杜甫从未失去他对平定叛乱的信心、更没有失去忧国忧民的热诚，仍守着那份悲天悯人的胸怀，期盼有朝一日可以周济天下。
安史之乱平定后，杜甫终于为官，却因直书上言为肃宗所不悦而弃官归隐。杜甫几次上任为官从不逢迎拍马，更于躬身体会民瘼之际，写下反映民间疾苦的作品“三吏三别”，尽书人民的苦难情景，也因而被称为“诗史”。离开京城后，杜甫作诗“佳人”，借战乱中弃妇的命运表达自己一心为国的忠诚。这样一生忠君爱国、高风亮节的杜甫却如此寒苦，不禁令后人唏嘘不已。
四十九岁的那年，杜甫来到成都浣花溪畔，修筑了几间茅屋作为栖身之所。此刻的他终于享得几年清闲，写下了一些开怀舒畅的作品。此时虽然闲适，生活也并非尽皆如意，但难得的是在凄风苦雨的夜里，杜甫想起的还是天下的寒士，胸怀的仍是黎民百姓之苦。在屋漏夜雨感叹身世之际，杜甫还是高吟“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愿天下人皆得风雨不动安如山的栖身之处，尽管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唉！如此甘愿牺牲自己成就天下人的伟大情操，自古迄今能有几人呢？
杜甫走过了艰辛的日子，以“天地一沙鸥”作为自己飘摇一生的注脚。虽然于当世不得志，但诗歌集大成的艺术成就不仅树立了许多典范，写实的风格更影响了中唐的新乐府运动和宋朝的古文运动。而杜甫悲天悯人的夙昔典型依旧长存于世，深深影响着后代的文人，如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及民族英雄文天祥等，皆从杜诗中汲取了精神力量，写出了伟大的诗句，更以生命为历史谱出不朽的乐章。
杜甫写史，写当时社会百态；更凭吊历史，瞻仰武侯祠堂，颂赞继之以感叹；正如今人凭吊杜甫一般，没有什么辞汇能表达这种“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悲壮。当古道已远的此刻，千古风流人物的颂歌还要继续；看杜笔写杜史忆杜甫之心，那是何等令人向往的境界啊！但愿终能挹圣者之清芬，让如此伟大的胸怀继续，继续绵延，承载着上下五千年中华文化的天与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