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垦令》一直以来被视为商君重农抑商的重要证据，然而事实上，《垦令》论述的范围十分全面，抑商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下面就来详细解读一下，《垦令》是如何进行透彻论述的。
在讨论之前，少不了需要先说明一下战国时期的大环境。作为奴隶社会的末期，整个社会仍旧处于农业社会中，手工业者、商人开始出现，但是规模远远没有想象的大。当时的商人经营品类主要有粮食、盐、兵器、生活用品、珠玉珍玩。
其中以粮食最为重要，以当时的生产力，除了楚国、越国、巴蜀能够种植水稻等高产作物，秦、魏、韩、赵、燕、齐的主要作物还是小米(粟)、小麦(麦)和大黄米(黍)和豆类，亩产折合现在不到20斤，粟的亩产相对较高为一斗，也是不到20斤的。所以对当时的人来说，吃饱饭是第一要务，而要保家卫国、开疆拓土，则需要更多的粮食供应，所以如何发展农业生产在战国乱世成为了重中之重。
在此基础上，我们再去看《垦令》中的论述，就不会觉得苛刻了，反而有醍醐灌顶之感。《垦令》分门别类地指出了各类妨碍农耕的情形，并一一提出对策，目的都是发展农耕，使民得足食，国得富强。
一、吏治清明对农耕的影响。吏治高效清明，民众就有充足的时间和经历从事农耕;没有了官吏的私下盘剥，民众的利益不会受到非法损害;杜绝官吏私下为罪犯开脱，就使得犯罪之人无处容身，就会保护守法耕作的民众的利益。凡此种种，都会使民众农耕的积极性提高。
二、法制对农耕的影响。根据土地优劣按照统一标准征税，税收制度清楚无误，这样就不会出现官吏贪污的情况，也不会出现官吏恶意加征的情况，国府就能取信于民，民众也会安心农耕;全国税制统一，官吏更迭就不会出现制度混乱，民众纳税就不会迷惘，顺畅运行的体制可以减少官吏的数量和奸邪的产生，就能是民众安心农耕。
三、赏赐爵位对农耕的影响。农耕纳粮成为非军功受爵的唯一途径，即使学问再大、名声再响，也不能直接获得爵位，这就杜绝了通过卖弄学问、投君主所好而获得爵位，也就不会影响民众农耕的积极性。关于这一点，有单独一篇《农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阐述。
四、对高爵显贵者进行限制对农耕的影响。对高爵显贵者课以重税，按照府邸人口数进行征税，使得他们无法大量蓄养门客、收容游民，使得门客、游民也无法通过依附他们而逃避农耕、赋税、徭役，进而从事农耕以自足。
同时限制高爵显贵者私下雇佣游民兴建府邸、代为劳动，这样就减少了为显贵者服务的游民数量，也使得显贵者的子女只能自己从事农耕而不能假手于人;更进一步地限制高爵显贵者的子女同样需要纳税服役，不能凭功劳自己取得官爵的，只能去从事农耕。
五、限制商人对农耕的影响。规定商人不能私下买卖粮食，杜绝丰年贱买、歉年贵卖粮食而获取暴利，保护农民的耕作成果;提高奢侈品的赋税，按产品本身价值十倍的赋税征收，这样就能有效杜绝官吏和民众因为贪图享受而耽误政务和农耕;按照商人之家的人口数征税，使得商人的负担加重，而农民的负担相对较轻，这样就使得商人的数量减少，而保证充足的农民数量。
六、对非农耕人口的管理。重罚各种犯罪，使得喜欢斗殴、喜欢诉讼、懒惰游荡、铺张浪费、诈骗之类的民众不能在境内为非作歹，保护农民的利益;杜绝与法治不合的游学行为，避免这些人散布不利于安定的言论，从而动摇农民从事农耕的信心，转而从事各种妨碍农耕的活动。
国家统一管理土地，使得不从事农耕的各类人口无处安身，转而从事农耕生产;严格管理军市，杜绝人口买卖，杜绝销赃，杜绝私自运输军粮和偷运私货，使得投机取巧的游民无法作奸犯科。
通过对影响农耕的主要因素进行透彻分析，制定了细致周祥的法令进行配套，使得农民的耕种积极性大幅提高，使得秦国国力在第一次变法期间达到了“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的生活水平，可见其充分适应了当时的社会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