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年－前118年），字长卿，西汉辞赋名家。他出生于西汉蜀郡的首府成都，因崇敬战国时期赵国名臣蔺相如完璧归赵的英雄业绩，更名「相如」。司马相如年少时好读书舞剑，初入仕途时在长安任景帝武骑常侍之职，即侍从汉景帝打猎的武官。后因景帝不喜好辞赋，司马相如遂托病辞官，随梁孝王刘武归梁国，与梁王文学侍从邹阳、枚乘等人同游，并写下成名之作《子虚赋》。
梁孝王卒后，司马相如无官无业，回到成都，一贫如洗。在临邛，司马相如鼓琴一曲《凤求凰》，引得新寡的佳人卓文君中夜相奔，双双私奔出走至成都。然「家徒四壁立」，迫于生计，司马相如后与卓文君复返临邛，夫妻二人变卖家产，开了一家小酒店，相如亲着犊鼻，文君当垆卖酒。
景帝驾崩，汉武帝即位，见到《子虚赋》大为赞赏，经狗监杨得意的推荐，司马相如被汉武帝召见，又为武帝作《上林赋》。武帝大喜，遂拜司马相如为郎。从此，司马相如在汉宫庭任官，并深得武帝的信任。后来，司马相如又被拜为中郎将，奉命出使西南夷，政绩斐然，影响深远，对中国中原和西南边疆地区民族之间的融合起过积极的作用，并写有《喻巴蜀檄》、《难蜀父老》等文。后为人诬告，司马相如被剥夺官职，遣归故里。一年后真相大白，虽官复原职，但司马相如早已厌倦官场的尔虞我诈，意兴阑珊，常与文君以琴棋书画消闲。
其间，司马相如为失宠的武帝皇后陈阿娇撰写了著名的《长门赋》。《长门赋》是司马相如借机倾吐愁闷郁结之杰作，赋中写失宠女子的心理，委婉曲折，悲戚动人，是一篇别具风格的抒情小赋，对后代宫怨一类题材的诗歌有很大影响。此赋既成就了陈皇后与汉武帝的重归于好，更奠定了司马相如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司马相如死于「消渴」之疾，即糖尿病。相如故后，文君因悲恸过度，不久也撒手人寰。
司马相如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有人说他文韬武略，但也有人评价其文品不高，取悦皇室，先写洋洋洒洒歌功颂德的《子虚赋》，后又捉刀哀哀怨怨盼君回心的《长门赋》，是个十足的御用文人。但是，司马相如与卓文君浪漫的爱情故事，世世代代都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啧啧称赞。
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辞赋上。《汉书-艺文志》着录「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现仅存《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哀秦二世赋》6篇。
《子虚赋》、《上林赋》是司马相如赋的代表作品。这两篇赋内容前后衔接，《史记》将它们视为一篇，称为《天子游猎赋》。作品主要歌颂了汉王朝一统天下的声威和气魄，同时对统治者骄奢淫佚之风也作了委婉劝诫，认为过分奢侈「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但因其主要部份是夸张帝王的排场和享乐，末章的一点所谓讽谏之意，正如扬雄论赋所批评的那样，「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汉书？司马相如传赞》）而已。
在艺术表现方面，《子虚赋》、《上林赋》两赋结体宏大，描写场面雄伟壮观，富有气魄，以大量的连词、对偶、排句层层渲染，增加了文章词采的富丽。但终以过分夸奇炫博，内容比较空洞，而且僻字连篇。《文心雕龙-练字篇》说：「故陈思称扬马之作，趣幽旨深，谈者非师传不能析其辞，非博学不能综其理，岂直才悬，抑亦字隐。」
《子虚赋》、《上林赋》两赋在汉赋发展史上有着极重要的地位。它们确立了一个「劝百讽一」的赋颂传统。汉赋自司马相如始，以歌颂王朝声威和气魄作为其主要内容，后世赋家皆相沿不改，遂形成一个赋颂传统。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这种赋颂往往流为粉饰太平，铺张扬厉，对帝王贵族奉谀献媚，故愈来愈失去了其创造性和现实意义。
司马相如的赋重铺排，重夸饰，极赋予文采美和音乐美。他在作赋理论上，提出「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和「苞括宇宙，总览人物」（葛洪《西京杂记》所引）的主张，这说明他在作赋时十分重视资料的广博、辞采的富丽，但相对来说忽略了赋的思想性。尽管如此，司马相如在赋史上仍有重要地位。他的《子虚赋》、《上林赋》为汉代散体大赋确立了比较成熟的形式，后来的一些描写帝都、宫苑、田猎、巡游的大赋，无不受其影响；而论规模、气魄，则难与相如之作齐肩。
司马相如还着有《大人赋》、《美人赋》、《长门赋》、《哀秦二世赋》等骚体作品。他的散文有《谕巴蜀檄》、《难蜀父老》、《上书谏猎》、《封禅文》等，文中常用宾主答问形式及排偶句调，颇有辞赋气味。
司马相如的文学创作活动，丰富了汉赋的题材和描写方法，从而使汉赋成为一代鸿文。正如扬雄所说：「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法言？吾子》）。《隋书？经籍志》有《司马相如集》1卷，已散佚。明人张溥辑有《司马文园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